主观幸福感研究及其现实启示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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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及建议 篇一
如何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这是每个人都会思考和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迫切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如何？幸福吗？影响老年人幸福的因素是什么等等，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课题。因此，探讨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调查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有利于认识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
1.主观幸福感的涵义
西方心理学对幸福感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Arkoff（1968）将幸福感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将幸福感定义为一种知足、满足、安心、安详的状态。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是快乐、充实、意义三者的结合（Positive Psychology in Clinical Practice）（彭文会，黄希庭 ，2013）。而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则认为，一个人想要达到蓬勃人生，就必须有足够的PERMA（Positive emotion、Engagement、Relationships、Meaning and Purpose和Accomplishment），即积极情感、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这五个字母分别代表幸福人生的5个元素（Seligman M E P ，2012）。中国学者认为，幸福感是个体拥有更多的正性情绪和更少的负性情绪，以及满意的整体生活质量（黄桂姣，2011）。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研究主题。它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其基本特点是：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认知评价和情绪。其中，认知评价主要是指个体对其生活状况的看法和满意程度；情绪又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 （刘仁刚，1998）。
主观幸福感与快乐不同。快乐是一种暂时性的体验到幸福的，而主观幸福感则是一种整体的体验，具有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它是个体对过去生活的回顾、对现在的考量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判断后得出的总体生活状态的判断。并不是在某个短暂时间里的即时体验（Raibley J R，2012）。
2.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众多。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运用了丰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证明了经济、健康、人格、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经济情况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前期的研究结论显示，收入水平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呈正性相关。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研究表明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减少（黄立清，邢占军，2005）。
Bowling（1991）等用LSR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只有健康状况会影响85岁以上老年人的幸福感（Bowling A，Browne PD，1991）。项曼君等专家的调查表明，健康自评是影响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最大的因素（孙鹃娟，2008）。这里的健康状况是通过自我评定得来的。
Cohen提出了人际关系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两种模型：主效应模型（为个体日常生活提供愉悦和不孤独感）和缓冲器模型（在特殊时期为个体提供精神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持）（余鹏 ，2005）。
DeNeve（1999）的研究发现人格的很多维度，如：开朗、乐观等也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着影响。 不同人格维度对幸福感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影响力，多种因素通过人格影响幸福感（刘仁刚，龚耀先，2000）。
锚定点理论认为幸福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Lykken D，Tellegen A，1996）。明尼苏达的双生子研究发现也证明了这一观点（Diener E，Oish S & etal，2003）。比较理论认为，三种形式的比较：个体与其他个体的比较、个体与过去自己的比较、个体与理想中的自己的比较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王燕，2007）。
此外，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也会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黄立清，2005；苗元江，2004）。
3.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工具
根据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心理学研究者们编制了很多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有效工具。
Adams针对老年人而编制了生命满足感指标（LSI-A）量表 （Adams，D. L，1969）。Neugarten制定了一个只有20个条目的自评式生活满意感评定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A（LSI-A），以弥补运用其编制的《生活满意感量表》进行调查需要深度访谈的不足（刘仁刚，1998；Neugarten B L，Havighurst R J & etal，1961）。除了以上专门为老年人制定的测量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外，还有一些信度、效度较好的量表也适用于对老年人进行的主观幸福感调查。
我国研究者也编制了不少具有本土特色的主观幸福感量表。《中国人幸福感量表》由陆洛编制。他认为快乐不等于幸福，幸福还应该包括个体通过自身潜能的发挥，达到自我实现的积极状态 （Lu Luo，2000）。《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由邢占军（2002）编制。该量表共有十个维度，54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综合幸福问卷》（MHQ）由苗元江（2003）编制。该问卷共有十个维度，51个项目，强调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验与实现的统一、享受和发展的统一。《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卷》由陈媛婷、吴继霞（2015）编制。该问卷共有四个维度，19个项目。这些问卷的编制为进行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查奠定了基础。
4.苏州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本研究选择了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苏州，同时它也是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苏州。2014年9月12日《苏州城市商报》报道，苏州比全国早步入老龄化社会，苏州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快，每4人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因此，调查苏州地区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了解苏州老年人的幸福现状，重点分析苏州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学历、退休月收入、户籍和等人口统计学资料，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个维度上的特点。对其研究的结果，在全国将具有示范性的意义。
4.1 研究方法
4.1.1调查对象
问卷的填写者为苏州园区及姑苏区60岁以上老人，共发放问卷174份，回收145份，回收率为83.3%；其中有效问卷138份，有效率为95.2%。138个样本的人口学资料见表1：
4.1.2 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卷》（陈媛婷，吴继霞，2015），共有“健康身体的保持”、“业余生活”、“心态和人际关系”及“精神生活”四个维度，19道题目， 5点计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分数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问卷，主要涉及被试者的性别、年龄、学历、个人月收入等基本信息。
4.1.3 深度访谈法
在问卷调查中，研究者因为与老年人沟通的需要，也对问卷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便将访谈收集到的资料对调查结果进行补充解释。
4.2 调查结果
4.2.1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
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卷总分以及各个维度的总分进行均值和标准差等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2。
通过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老年人幸福感总问卷题目的平均得分为3.73分（理论分值为3分）。总体而言，苏州地区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2）四个维度中，心态和人际关系这一维度的题平均分最高且标准差最低。表明苏州老年人的心态和人际关系状况普遍较好。（3）总问卷的四个维度中，健康身体的保持、业余生活、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三个维度的题均分比精神生活这一维度的题均分要高很多。
4.2.2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不同年龄层的多重比较
在此次的调查中，60―69岁组被试者最多，有110人，80―89岁组被试者最少，只有5人。运用多重比较，探讨不同年龄组被试在总问卷及问卷各个维度上得分的差异，结果（见表3）显示，在总问卷的得分上，60―69岁组老人显著高于80―89岁组老人。另外，在“业余生活”维度上，60―69岁组老人的得分也显著高于80-89组的老年人。
4.2.3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多重比较
运用多重比较，探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差异。结果（见表4）显示，月收入范围在0―2000元的老年人在“业余生活”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月收入在2001―4000元的老年人。不同月收入水平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总问卷得分以及问卷其余三个维度得分上无显著性差异。
4.2.4 是否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对是否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探讨中，本研究运用了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由统计结果（见表5）可以发现，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得分和“健康身体的保持”维度的得分上显著高于单独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而在总问卷的其他三个维度上无显著性差异。
4.2.5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户籍因素的影响
对是否是苏州本地人这一变量将被试分为户籍为“苏州”、“其他”两组，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见表6），在“健康身体的保持”这一维度上，苏州户籍老年人比其他地区户籍老年人得分高，且差异显著。在“心态和人际关系”维度上，其他地区户籍老年人的得分远低于苏州户籍的老年人。两个户籍分组在总问卷得分和其他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无显著性差异。
4.2.6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及有无差异不显著
参与本次调查的被试中有男性53名，女性82名，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男性和女性在主观幸福感及各个维度上的差异。结果显示（表略），男性和女性在总问卷以及问卷的各个维度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同样，有无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和问卷的四个维度的得分上，也均无显著性差异。
5.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建议
5.1 苏州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整体状况良好，精神生活有待提高
苏州是一个宜居城市，人口密度高而不密，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经济发达，文化气息浓厚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获得较高的幸福感并非难事。在此次调查中，苏州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分达到70.78分（总分为95分）。这组数据说明苏州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良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比较幸福或者是老年人由于社会赞许等原因而对主观幸福感的故意正向回答（刘萃侠，肖健等，2003）。
从表2的描述性结果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被调查对象在“精神生活”维度上得分远低于其他三个维度的得分。对于这一点，研究者认为，幸福感和人的需要一样是分层次的，问卷的前三个维度主要解释了基本生存性的幸福感现状，而最后“精神生活”维度则解释了人在有了较高的生存幸福感后对发展性幸福感的追求现状。
鉴于调查结果，研究者认为，苏州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除了维持现在的良好状态，苏州城市老年人还应着重提高发展性幸福感――“精神生活”维度。这样才有利于维持和稳定总体幸福感。
5.2 低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体验高于高龄老人，保持良好心态很重要
在探究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现（表3），60―69岁组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得分和“业余生活”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80―89岁组的老年人。即低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体验高于高龄老人。此与许佳明（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开始退化，体力和脑力无法保证丰富的日常活动的需要，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季节变化和消化功能的衰退等还会带来偶尔的身体健康问题。总之，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很多不利于提高和维持幸福感的因素将会凸显出来。老年人除了坚持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外，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拥有一个豁达的心胸，与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5.3 子女的发展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子女要做好自己
在对月收入水平的多重比较中发现（表4），除了“业余生活”维度，各组被试者的得分无显著性差异。苏州为老年人提供了各项社会福利，保证其基本生活。正如任杰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在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在研究者进行调查时，对几位没有退休工资或退休工资只有不到500元的老人进行过简短的询问，得知很多老人虽然自己并无经济来源，但是他们的子女会提供不错的物质支持。
相反，一些经济收入较好的老年人，其子女的发展并不好，有时，年迈的父母还需要给子女提供一些物质方面的资助。这会极大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且还会令老年人长期为子女担忧。因此，作为子女做好自己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关心和最大的安慰，也是增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良方。
5.4是否与子女同住也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关系融洽最重要
对是否与子女同住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问卷及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分析得知（表5），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总问卷得分和健康身体的保持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在对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时，有一部分老年人表达自己虽然不与子女同住，但也不会觉得孤单，因为与子女关系融洽彼此心中装着对方。也许不与子女同住这样的养老方式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没有显现出来。
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可以有更多诉说的途径，得到更多的关心和支持这对提高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帮助（方桂珍，张仁，2012）。所以，和子女同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也在情理之中。而这一切最为关键的是亲子关系融洽。
5.5本地户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新迁徙的老年人，社区工作可以有作为
苏州是一个很受外地人喜欢的城市，很多老年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苏州定居。在户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分析中发现（表6），在 “健康身体的保持”和“心态和人际关系”的得分上，其他地区户籍的老年人显著低于苏州户籍的老年人。有研究表明，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普遍较低（张文宏，雷开春，2008）。与外地户籍居民相比，本地户籍的居民有更多的社会支持，他们的心理状态比较稳定，没有面对陌生环境的压力，也有着较为成熟、稳定的人际交往圈（吴捷，2008）。因此，未来在加强社区工作的建设中，如何为新迁徙的老年人尽快融入和适应第二故乡提供机会，为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出谋划策。
另外，本研究关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一结果与普遍的认知一致，性别并没有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唐丹，邹君等，2006）。最后，本研究关于有无的老年人差异不显著。而王武林（2012）的研究发现，有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于无的老年人。本研究未发现类似的结果，可能是样本量不足的原因。
6 .结论
对苏州地区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中发现，苏州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体指数较高，在“精神生活”维度上还有待提高。
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进行差异分析发现，苏州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指数在性别、收入水平、户籍和变量上无显著性差异；在年龄层和是否与子女同住变量上有显著性差异。问卷各维度中，“业余生活”维度在不同的年龄层和不同的月收入水平上有显著性差异；“健康身体的保持”维度中，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的得分高于未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达到显著性水平（P值小于0.05）；苏州户籍的老年人在“健康身体的保持”和“心态和人际关系”维度的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户籍的老人。为此，本研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本研究的局限：对老年人进行调查比较困难而且耗时费力，样本量偏小。因此，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整个苏州地区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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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篇二
摘 要： 文章在介绍主观幸福感的定义、结构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包括遗传、人口统计变量、人格因素、归因倾向和文化因素，最后探讨了已有研究的缺点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SWB)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1]。已有研究证明，主观幸福感包含了三个独立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其中，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是指伴随着生活事件与评价而出现的个人的情感体验，这些感情体验组成了对SWB评价的基础。一般生活满意度是SWB的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分析，权衡其重要性后，在“不满意―满意”维度上对其生活进行整体评价的认知判断过程。它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衡量SWB更有效的指标。但是，现在学者趋向于认为SWB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其中，情感平衡是指与不愉快的情感体验相比较，占相对优势的愉快体验，是个体对生活的一个总体、概括评价。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人口统计变量、遗传、人格、文化等。
一、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一)人口统计变量
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收入等。但是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变量与SWB之间的相关很低，即使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一起，对SWB的解释率也不到20%。
在性别方面，总体上男女差异不显著[3]。但在SWB的不同维度上，两性的差异还是存在的。Fujita等认为，如果女性在遇到不好或难以控制的事件时，可能导致她们难以抵制消极影响；如果她们生活美好，则她们比男性更能感到强烈的幸福。所以女性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体验上都较男性强烈，但在总体的SWB水平上又与男性相当[4]。近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工都有了一些变化。当女性面临着和男性同样的竞争环境，承担着一样的工作时，两性在情绪表达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这也可能导致男女在情绪体验上逐渐趋向一致[5]。
在年龄方面，早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者曾经假定，年龄可以作为预测幸福的一种重要指标。但是，Blanchflower和Oswald(2000)对40个国家的6万名成年被试者的研究表明，在构成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成分中，只有正向情感有随着年龄增长而略微下降的趋势。从20岁到80岁，生活满意度呈微弱的上升趋势，而负向情感在各个年龄组之间没有明显的变化。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平稳。这些研究者认为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6]。
在婚姻方面，以前的研究倾向于认为结婚的人要比没结婚的个体报告更高的SWB,但这一结果既可能是由于结婚造成的，又可能是因为快乐的人更可能选择结婚。近年来，已婚者比未婚者拥有更高SWB的观点更是受到了质疑，幸福体验与婚姻状况之间的相关系数在逐渐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现代婚姻的不稳定性造成的[7]。
(二)遗传因素
已有研究证明，遗传因素与SWB具有相关性。在收养和双生子的研究中发现，1岁左右婴儿积极情感具有遗传特性。明尼苏达大学Tellegen等[8]著名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在不同家庭环境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其SWB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要高得多。他们还发现，40%积极情感的变化、55%消极情感的变化和48%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是由基因引起的，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只能解释22%积极情感变化、2%消极情感变化及13%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人具有快乐或不快乐的基因素质，气质的差异引起个人体验SWB的水平不同。
(三)人格因素
Costa在他的研究中全面解释了人格五因素(开放、尽责、和谐、神经质和外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外向和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起着气质性作用，即它们分别对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有较高的内在敏感性；开放性虽然并不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但却增加了对两种情感的体验，它起着经验性的作用；和谐性和尽责性则对主观幸福感起着工具性的作用，它们通过创造使人们快乐的环境及生活事件而提高主观幸福感[9]。也有研究者以大学生为样本，发现在大五人格中，外向性人格维度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有显著负相关。神经质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消极情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稳定外向型人格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其次是稳定内向型和不稳定外向型人格，幸福感水平最低的是不稳定内向型人格。总的来说，外向性与神经质等人格特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0]。
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情绪调节起着中介作用。
以重新评价策略为例，神经质对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有显著的负性影响，并通过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来间接影响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外倾性对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有显著性的正性影响，对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有显著的负性影响，但只通过重新评价策略来间接影响正性和负性情感。神经质、外倾性和重新评价可以有效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变异[11]。
(四)归因倾向
归因是指根据行为和事件的结果，通过感知、思维、推理等内部加工过程而确定造成该结果的原因的认知活动。归因倾向分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内控者倾向于把行为后果看作是由行为本身决定的，而外控者则认为是由行为以外的因素决定。已有研究表明，个体不同的归因倾向对其主观幸福感有一定影响。内控者、介于内外控两者之间者幸福感指数均较高，且无显著差异；外控者幸福感较低，与内控者、介于内外控两者之间者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12]。也有研究表明[13],在成功的情境下，能力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在失败的情境下，能力与主观幸福感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把失败的结果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认为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差而导致失败，则会使个体否定自我，产生羞愧、灰心，甚至绝望的感觉，严重影响其幸福感体验。
(五)文化因素
主观幸福感存在文化差异。Diener的实证研究和跨文化综述表明[14],国家财富和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差异有0.6―0.7的高相关，富裕的国家比贫困的国家有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而在贫困的国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更强。但是这一效应在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万美元时就变得很小了。在收入上有突然增加的人们，SWB明显得到了提升。这些结果都说明了收入对SWB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只有当基本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是生活的主要目标时，收入才会影响人们的满意度，随着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收入的增加对SWB的影响变小。
Arrindell和Hatzichristou[15]等人的研究较为全面地覆盖了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IDV、权力距离PDI、男性气质―女性气质MAS、不确定性规避UAI)及其它文化维度对SWB的效应：当研究者不考虑一国的富裕程度和人权状况时，IDV和PDI有极高的相关，IDV和UAI能最理想地预测文化间水平的SWB,且IDV比UAI对SWB的贡献大；但是，当一国的富裕程度和人权状况进入回归方程并控制了其它文化维度后，IDV和PDI的零阶相关，以及IDV和SWB的相关都降至不显著水平，这说明IDV和一国的富裕程度有显著的相关。若控制IDV和PDI在内的其它文化维度，仅UAI和一国的富裕程度就可成功预测SWB的36%―54%的变异。MAS不能单独预测SWB,MAS必须与一国的富裕程度产生交互作用才会影响SWB,且这个交互作用不受UAI的影响。
二、未来研究展望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应该注意以下问题：首先，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果关系。上文所提及的影响因素和主观幸福感基本上是一种相关关系。在很多时候，既可以讲这些因素影响着主观幸福感，又可以讲主观幸福感影响了这些因素。而且，即便是这种相关关系往往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所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影响。因此，应该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ME)方法日趋成熟并被大量运用，这一方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进程[6]。
其次，应编制本土的测量工具。编制本土的测量工具十分必要，Triandis曾指出，大多数主观幸福的心理模型是根据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研究建构的，但跨文化的幸福感的研究却发现不同文化中存在着差异[12]。因此，有必要编制中国本土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研究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与特有的儒家文化背景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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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篇三
摘 要：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日益壮大，主观幸福感成为其发展的焦点。就国内而言，多数研究集中在对大学生、老年人和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而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较少。其次，在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与个体心理/生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有关的整体概念，这提示我们要多角度、多渠道地进行研究和提出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方法。本文主要介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趋向。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少年是人生成长中的关键时期，是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他们处于自我中心发展的第二个高度膨胀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特点是期望他人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自我探索，敏感性和不稳定性使青少年感受到更多烦恼和困惑，因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近年来，由于积极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评估个体身心健康的综合指标。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综合评价，是某一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参数。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了解青少年成长变化的心理规律，对培养他们形成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重要的意义，为他们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主观幸福感
1.1主观幸福感的含义
人们对幸福感的现代意义的理解始于WannerWilson（1967）的《自称幸福感的相关研究》。Diener（1984）把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个体根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整体性评价。同时他也提出了主观幸福感有三个特点：主观性，指人们根据自身内定的标准衡量；相对稳定性，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整体评价，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整体性，它是一种综合的评价。主观幸福感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认知评价三个维度（Diener，1984；Fujita & Diener，2005），也即，包含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认知成分指个体所知觉到的期望与成就之间的吻合程度，即生活满意度；情感成分指情绪情感方面的愉悦体验。
1.2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特点
在国内外有关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存在差异，国外研究者（Dew & Huebner）的研究认为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而国内学者（马颖和刘电芝）的研究表明，中学生的学习主观幸福感普遍较低，且在学校类型、年级上存在差异，重点学校的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较非重点学校高；在年级上，高二和初二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最低。另外金盛华，田丽丽（2003）通过研究，发现男女生在身心状况和学习状况上也存在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研究结果的矛盾，除了文化差异之外，国内外在主观幸福感测量内容上的不同也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Dew和Huebner测量的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生活满意度，而国内学者测量的主要是幸福感的一种类型——学习主观幸福感。
2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青少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因此，在幸福感的结构上，青少年与其他群体较为不同。针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不是很多，总结起来有如下3种：
主观幸福感量表，Dd Diener等人（1985）的生活满意度量表，结合Kanunann和Flet（1983）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采用Fazio为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主要测量个体对幸福感的陈述，量表主要包含对健康的担心（H）、精力（E）、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S）等六个方面。这种测量没有忽视了青少年的特殊性，不能真正意义上测量到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程度和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解。
自编量表，张兴贵编制的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是国内比较科学和有代表性的专门测量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它包括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满意度两个分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与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Diener，1985）相关为0.65，与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量表相关分别为0.51和-0.36。这种自编量表的优点在于能够在中国本土和亚文化背景下更准确地考察青少年主观幸福感。
质性研究方法，国内学者郑恩和龚瑶的对36名在读大学生进行有关新媒体使用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深度访谈，发现了媒体通过哪些途径来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这种方法在具体操作上有一定难度，但是它能够挖掘量化研究中不能发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用这种方法作为量化研究的佐证是一种更科学的方法。
3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3.1外部因素
3.1.1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是人们在家庭、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刺激的总和，也即人们所指的精神上的刺激。重要的生活事件对人的主观幸福感变化有重大影响。对于青少年而言，学业负担、师生关系、家庭变故等对青少年总体幸福感都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3.1.2父母教养方式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父母的作用至关重要，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人格发展、情绪、自我认同形成、自我概念形成、以及应激事件的应对方式等都有一定的影响（Suh EM等，2002）。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条件合理的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幸福感，也可通过影响自尊等人格因素间接影响其幸福感。
3.1.3社会支持
人际支持是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指标——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幸福感的情感指标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等受人际支持、支持利用度和亲密程度等影响较大。青少年还不具备独立能力，生活的重心大部分是群体生活，因此，父母、同学、老师等重要他人对他们的人际支持是青少年获得幸福的主要源泉。
此外，有研究（郑恩等，2011）表明，新媒体使大学生构建更广阔的主观现实，大学生通过媒介形成的“地方认同”、“国家认同”感知的变化会隐性地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3.2主观因素
3.2.1人格
Diener（1999）指出，人格因素是主观幸福感感最可靠、最稳定和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在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人格与其关系的探讨最为常见，多数都围绕“大三”或者“大五”人格展开研究。大量研究表明，具有较高水平的外向性、开放性和尽责性人格特征的人，往往容易获得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3.2.2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自己的比较稳定的认知、体验和评价。众多研究表明，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有密切联系。如杨昭宁（2006）研究发现，大学生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郑全全（2006）又进一步发现，自我概念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在自我概念研究中，学业自我概念成为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研究中重要方面。
3.2.3心理控制源
心理控制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对行为或事件的一般性看法，存在着内、外控的个体差异。在两者的影响方向上存在着差异，即是心理控制源影响主观幸福感还是主观幸福感影响心理控制源，更多的支持前一种结论。研究表明，内控型的个体对导致强化和惩罚的内在、外在因素的归因与外空型个体不同；他们成就动机水平和所获成绩往往高于外控型个体；对自己能力充满自信，较少焦虑不安、精神病变等，因此其心理变化较为稳定，幸福感程度也较高。
在有关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除了上述较为多见的因素外，还有自尊、认知模式、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等因素也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4未来研究展望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是对个体整体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评估标准，它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晴雨表对教育工作者来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目前有关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不足，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们普遍认可的科学的专门测量青少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其次，有关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都是横向研究，缺乏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因果网络的分析。最后，目前的研究多是从学术或者理论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而缺乏从教育的实践中了解学生身心状况，使研究不能真正服务于教育教学。希望今后研究能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系统地研究主观幸福感因果网络以更好的把握心理变化或行为表现的机制。
(2)从学生学习环境、学校与教师教育方式、家庭因素和学生个体差异上深入探讨影响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才能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教育建议。
(3)完善专门针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量表，使用更加全面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分析其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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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研究及其现实启示 篇四
摘 要 主观幸福感是表征一个人生活质量好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近年来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不断得到深化，推进了人们对幸福的认识，为提升公民幸福感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 幸福指数 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Subject Well-being Research and Its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ZHANG Fan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Subject well-being i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indicators of the quality life of a person， the stud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have been deepened in recent years， to promote the awareness of people's happiness， provided important inspiration to enhance a sense of well-being of citizens.
Key words subject well-being； happiness index； psychology
党的十提出了实现“人民幸福”的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人民幸福，这也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幸福是人类一切企求的最终目的，对幸福的研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许多先哲都曾对幸福做过探讨。主观幸福感为幸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实现公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主观幸福感的基本内涵、评价及相关理论
1.1 主观幸福感的基本内涵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研究源自1958年“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概念的提出。生活质量的本质是一种主观体验，它包括个人对于一生境遇的满意程度、内在的知足感，以及在社会中自我实现的体验。这一概念提出后，受到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并逐步分化为两种取向，即对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和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其中，对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侧重于对人的态度、期望、感受、欲望、价值等方面的考察，着眼于人们的幸福体验，也就是所谓的“主观幸福感”研究。
1967年，威尔逊（Wanner Wilson）出版了《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一书，标志着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的公开发表40多年以来，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推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思潮并得到了深入推进，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更加受到重视。幸福的研究涉及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积极心理学侧重于从个体的立场和主观感受来研究人们的幸福感，即主观幸福感。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存在多种观点。多数研究者较为认同爱德·迪纳（Ed Diener）提出的概念，即：主观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个人按照自己确定的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状况作出的总体性评价，它是反映一个人内心对生活质量状况认知的综合性指标。由于一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状况的认知和评价与其对自己生活质量期望程度的高低有关，因此，主观幸福感是内在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导因素相互影响所形成的一种较为复杂的心理状态。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两个部分组成。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个人对生活质量状况的综合性判断，它不同于情感评价，是衡量主观幸福感的重要认知因素和有效评价指标。
1.2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评价
主观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几个显著特征：①一是主观性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是个体依据自己确定的标准而不是用他人的标准进行的；二是稳定性特征。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的衡量是长期的，这种评价具有相对稳定性；三是综合性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包括情感体验、生活满意度认知等诸多方面，是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评价。主观幸福感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对其进行评价的特殊性。从近年来学界研究的情况看，对主观幸福感的量度有多项指标，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认知性评价。主要是对个体的生活质量情况的整体性评价，也就是生活满意度。二是情感评价。主要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方面的情感体验。②已有的研究认为，生活满意度评价是衡量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性指标，与其他评价指标相比是更有效的、肯定性的衡量标√好作文★www.haozuowen.net√准，是测度主观幸福感的最优指标。③
1.3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相关理论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出了多种理论。从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因素来看，生活满意度是一个可用来描述人们生活环境和幸福的更综合且更有意义的指标，成为评价主观幸福感的关键要素，对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强的理论的研究更具实际意义，在这些理论中与生活满意度相关性较高的主要有：一是期望值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个体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是基于某一特定的标准，这个特定的标准即是个体的期望目标，通过与这个标准进行比较反映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高低。这一理论也提示人们，不能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寄予过高期望，否则会对个体带来负面影响。④二是社会比较理论。这一理论发展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早期社会比较理论的观点来看，一个人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倘若对比的结果比其他人好，那么就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反之，倘若比较的结果比别人差，那么就会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把自己当下的状况与从前相比较，倘若自己的情况比过去好，那么就认为自己幸福，倘若自己的情况比过去差，那么就认为自己不幸福。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有一个因素特别重要，这就是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乐观的人常常愿意向不如自己的人比较，因为这种优越感而感受到比较高的幸福感，悲观者则完全搞相反，由于对比的挫折感而得不到幸福感。从个体收入的角度来看，生活满意度的高低与个体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呈负相关。三是评价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人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受多种判断标准的影响，这些标准与幸福感相关性的强弱程度部分地取决于个人的个性、文化和价值观。近年来，文化层面对幸福感的影响成为主观幸福感研究取得最新进展的重要领域之一。
2 主观幸福感研究对提升公民幸福感的启示
主观幸福感研究改变了人们对幸福的传统认识，为公民幸福感的评价与实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而为政府进行政策设计、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既要强调主观幸福感也要重视客观幸福度，以推动经济发展奠定主观幸福感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幸福指数作为衡量民众幸福的直观指标数值，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评价尺度。幸福指数包括主观和客观两类，前者反映人民群众需要的客观满足程度，后者体现人民群众对目前生存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必须辩证看待客观幸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人的主观感觉离不开一定的客观条件。当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发展仍然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分注重GDP，但也不能不要GDP，需要探索用新的衡量指标来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为主观幸福感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
其二，更加重视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以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弥合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比较差距。美国学者伊斯特林的研究指出，中国30多年的发展尽管所有群体的收入都上升了，但是中国转型期更明显的特征是收入不平等的恶化。在转型过程中，平均主义遭到否定，对于那些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的阶层来说，其生活满意度呈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但对于那些高收入、高教育水平阶层则是另一种景象，处于收入分配最上层三分之一的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在增加。中国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传统，分配不均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较强，是当前人们幸福感降低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正视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积极采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更加重视公平，调整、优化政策组合，推进全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其三，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减少幸福感负相关因素的影响。就业与社会保障是决定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通百姓不得不自行应对自己的生老病死，这种担忧直接降低了人们的幸福程度。入学难，看病难、房价高等社会问题都是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和不幸福的具体表象。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应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关注的方向，这就要求把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改善民生上。推进政府职能有实质性的转变，让政府更好地承担和履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更好地改善公共服务。通过改革使国力更强、发展更好，百姓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改善，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能够得到化解，不断提升公民的幸福指数。
其四，更加关注个人价值与公共决策的联系，以促进个体能力的提升推动实现劳动创造幸福。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与主体自身状况密切相关。19世纪德国无产阶级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指出，满足是一种出于自然的欲望和能力之间的和谐感。“一个人只有感到满足才能感到幸福，而一个人只要别人所具有的他也能具有，就能感到满足。因此愈是使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其每个他人所有的一切，这个社会也就愈是满足，并从而也就愈是幸福”。⑤这就提出了个体能力与实现幸福感的关系问题。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个体能力的提升是实现幸福的重要途径。同样，幸福又会进一步提升个体的主观能动性。2013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指出，幸福感具有良性边际效应，幸福的人们更长寿、更富生产力、赚钱更多，公民职责也履行得更好。个人能力与幸福感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昭示，政府在政策设计上要重视消除造成能力不平等的各种因素，个体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基础上，通过辛勤劳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注释
① 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95（3）：542-575.
② 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心理学动态，1996（1）.
③ 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心理学动态，2000（4）.
④ 陈姝娟，周爱保。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3）.
⑤ [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200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