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改革方案【精选7篇】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如下是美丽的小编帮家人们收集的城管执法改革方案【精选7篇】，仅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城管执法改革方案 篇一
律师滕彪接手夏俊峰的案子时，已经到了二审阶段，一审结果是死刑，立即执行。二审的结果是维持原判。
在网络上，公众几乎一边倒地全盘相信了辩护律师所举出的那些有利于夏俊峰的证据。人们难以相信，在城管的那间办公室里，夏俊峰没有遭到殴打，是主动行凶者，民意审判与法庭审判呈现完全割裂的情形。
巧合的是，就在夏俊峰案判决结果引起舆论风暴的同时，5月3日，在离沈阳不远的另外一个城市辽阳又发生了一起城管与被执法者之间的命案，这一次是城管打死了被执法者。
从北京、上海、广州、沈阳一直到那些刚刚迈入城市化门槛的小县城，城管执法中的暴力事件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几乎年年都在发生，是什么让这个旨在维护城市秩序的城管体制变成了一场城管与小贩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又是什么让这种街头暴力事件一再发生，却从未引起改革者的高度重视？个体的死亡和群体的愤怒，可以撼动这套已经问题丛生的城管制度吗？
“强势”的城管
在准备最后的辩护词时，滕彪上网查了查类似的案子，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从2000年至今，城管和小贩之间发生的命案层出不穷，但大多是城管打死小贩，有详细记录的至少有18起，都是城管打死了小贩。
“从来也没有一个城管被判过死刑的。”滕彪说，城管把公民打残打死却受不到相应的刑罚制裁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制裁，这也是城管和商贩共知共享的“社会事实”。比如，那个因为被拍摄野蛮执法而将拍摄者围殴致死的湖北天门魏文华案，四名犯罪城管最高被判刑6年。
滕彪的辩护词在网上广泛流传后，其设立的城管与小贩在司法遭遇中的强烈对比，引起了无数网友共鸣。
在过去的10年中，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城管”这个新生的权力机构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社会贡献着街头暴力犯罪，要么成为受害者，要么成为害人者。在面对这些事涉公权人员的犯罪时，司法表现每每要面对民意拷问，最终判决结果所体现的司法正义也几乎总是与民众的正义观相左。虽然，人们应当首先尊重司法判决，但这样的剧烈反差绝非是正常的。
2002年，城管制度在全国各地铺开时，曾经被学者们给予过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场巨变，是对管罚合一的行政执法体制一次“切割式”颠覆，但短短10年时间，这种集中式执法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拥有300多项执法权的城管迅速变成了一个无法约束的暴力事件制造者，几乎将公权力之恶集于一身，而且频频在社会最底层的市井街头展现。
“现在每次出去执法，都是在毁自己的形象。”赵阳是南京市的一名城管队员，他的感受是，最近两年城管与小贩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了，持刀相向的场面隔三岔五地遇到。
对于这些“战斗”在第一线的城管队员来说，没有有效的执法手段是最让他们头疼的事，“城管只有暂扣物品的权力，但是，对于摊贩来说，他们以此为生，劝说很难奏效，也不会允许城管暂扣物品，常常就会发生抢夺和肢体冲突。”赵阳说，到这个时候，暴力就成了最有效的手段，虽然它是非法的，很多城管也都会说，文明就不能执法，执法就不能文明。
“最要命的是，他们在执法时，没有任何人可以约束。”滕彪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且，他们剥夺的是最弱势群体的生存权，这个最基本的人权，遭到以命相搏的反抗也是很正常的。
不过，对于一线城管来说，这么多的执法权更多的是一种负担。“市政府的热线天天转来市民投诉，反映某处摊贩占道经营，去查处要被很多人骂；不去，投诉的市民说我们不作为，这就是中国国情，矛盾总往下转移。”赵阳说，要想解决城管问题，首先要在如何对待流动摊贩的问题上全社会取得共识。
但这个共识显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相继举办了奥运、世博、亚运这些大型的城市盛会，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城市的光鲜亮丽，也对中国人尤其是地方政治精英，完成了关于现代城市文明的自我教育，对“秩序美学”的追逐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他们心中。
这种理念的实现则是依赖各种各样的创建、评比活动，当下评比活动层出不穷。“到了我们这一层，就落实到严格的考核制度，发现一处摊点扣除若干奖金，这还让人如何善待小贩呢？有点善待不起了。”赵阳说，其实，很多时候，他自己也会去路边摊买东西，只不过不在上班时间和自己的辖区、认识的摊贩手中买。
在很大程度上，城管执行的不是取得广泛共识的公共法律，而是领导意志，是精英阶层对理想城市的设定，但中国正是一个大流动的时代，大量的农民进城，足以对这种理想的城市秩序造成剧烈冲击。对于那些底层谋生者而言，他们不会关心城市规则、法律规则，更多的是基于生存的逻辑来考量问题，也因此，虽然很多城市也在设立各种各样的市场引导流动摊贩，但很多时候都陷入一种鸡同鸭讲的境地，当工商、税务、卫生等等一系列象征着城市文明的概念进入摊贩们的世界时，只会将事情弄得更复杂。规则解决不了问题，打击则只会带来更多暴力，这也注定了城管与小贩只能在暴力中继续存在。
“弱势”的城管
也有为城管“喊冤”的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就是其中一个，就在夏俊峰案被公众热议的时候，他公布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中国城管网络形象分析报告》。虽然，沈阳并不认为是在为城管喊冤，“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只是用事实说话”。但当这份报告经媒体披露后，却被更多人解读为是为城管说话，因为它对城管的批评和揭露不够。
在这份报告中，沈阳和他的团队除了指出城管的暴力一面，也呈现了其弱势的一面：作息不规律，突发任务多，常常加班，而待遇极差；职业歧视更是让这个群体在很多场合都抬不起头，2008年，就有新闻报道，武汉一个10岁小孩强强因为爸爸是城管，受到了同学的嘲笑，变得自卑内向；而且，小贩也有彪悍的时候，有组织有帮派的大饼摊、夜宵摊、烧烤摊在各地存在，他们的行为不亚于“黑社会”，城管受伤也是家常便饭，多数情况下，也都是无人过问。
“通过我们的研究，至少可以说，真实的城管形象比网络上十恶不赦的形象要好一些。”沈阳说，事实上，真实的城管没有人们想象那么坏。城管形象的恶化有自身不当行为的原因，也有大众印象刻板和媒体放大的因素。
赵阳算得上是一个非主流城管，他在2009年曾经勇敢地曝光过城管打人秘笈，到现在也一直在自己的微博上，持续不断地揭露城管的种种“家丑”，但这位系统内的另类丝毫也无助于改变什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阳正在值夜班，南京下着大雨，这么晚了，居然还有人投诉小贩占道经营，坐车出去撵了一下，又冷又饿，顺道买了两个面包。
回到办公室，赵阳把这些话发在了微博上，随即就有网友回帖：出去撵一下，轻佻的几个字，小贩的心却在滴血。这让赵阳郁闷了半天，“其实，我只是想说，这么大雨，小贩还摆摊，而且，居然还有人投诉。”当我们聊起夏俊峰案时，赵阳说：“我常常都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被小贩杀了，媒体和法院会怎么看我？”
在沈阳教授看来，城管的形象想要改善基本很难，尤其是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城管恶劣的形象一定会持续恶化下去，没有什么能改变得了。这样的困境应当引起执政者足够的重视，因为城管是公权力在街头最直接的代表者，其形象不可遏止地恶化，关系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行政部门的形象问题。
城管发展壮大的10年，也正是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革的10年，大量社会解决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冲突与矛盾加剧，在这其中，公权与私权的矛盾是民众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城管的暴力行为引发社会关注的背后，正是大众对于公权滥用导致侵犯个人权利这个更大问题的愤慨。
城管之争
事实上，在人类城市化的历史上，大城市的发展早期大都经历过秩序与混乱的博弈，精英与底层的战斗，而且多是以暴力和强权实现了城市秩序的建构，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路径显然无法再被容忍。个体的反抗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蓬勃生长，而粗暴的执法行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习以为常，麻木的暴力最可怕，它的泛滥，终有一天，将会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将城市街头的暴力演变成社会的动荡。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现实中的个体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城管可能是个失败的制度设计，它为了维护苛刻的城市秩序，而践踏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它为了维护一个城市的面子，维护城市的小秩序，却伤害着更大的社会秩序。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街头暴力酿成的惨案基本还都在法律框架内解决，不过，每次都让民意和司法进行对决，绝对是一件危险的游戏，而且，随着社会结构调整越来越深入，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样的偶发性街头暴力事件能否始终控制在法律范围内解决，也是个未知数。
也因此，到了今天，城管的问题不仅是一个体制改革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城市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应当考虑的社会改革问题。当了多年城管，历经过各种各样的内部改革，赵阳对城管内部的革新看得相当清楚：“城管是地方政府用得最顺手的工具，他们才不会去改呢，由于城管制度是按照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而产生，改变城管制度，就涉及众多的相关职能部门体制职能变更，所以难度很大，捍城管易，撼城管难！”
更加现实的问题在于，城管是各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并没有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不像其他系统的革新，一两件恶性事件，往往就能推动整个系统的调整，从而缓和矛盾。
城管执法改革方案 篇二
这次会议规模不大，但很重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个新事物，下一步各县(市)区如何把握好改革的方向，积极、稳妥地把这项改革推进到位；市直各个部门如何转变职能，正确理解、全力支持这项改革；执法局如何搞好队伍建设，切实承担、履行好综合执法的职责；新闻单位如何把握这项改革的实质，全面地、准确地宣传好这项改革？就这些问题请大家谈一谈，我看很有必要。刚才，鲁豫同志、世平同志讲了很好的意见，我非常赞成。张俊同志对前段的工作和今后的打算作了汇报，区里的同志也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下一步在区这个层面建立队伍时，应充分考虑。
今天这个挂牌仪式，标志着我市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过去是分散执法，现在变成综合执法，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需要我们研究、把握的东西很多。借此机会，我谈三个问题：
一、要处理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监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今天，城区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我提出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监督，说到底，是解决发展的空间问题、载体问题、环境问题，谁在这个方面倾注的力量大，策划的水平高，推进的效果好，谁发展的吸引力就大、潜力就大、后劲就大。这已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各地竞相发展的成功经验所证明的不争事实。发展怎么抓？省会城市有很大优势，关键是怎样把这个优势发挥得更好。简单说，一条街都是破烂房子，你怎么发展？搞一片住宅，是发展；搞有特色的商业街，是发展；搞高新技术产业一条街，也是发展。但采取的形式不同，可能发展的效果大不一样。这就看我们如何策划，策划是搞好规划的前提，策划是创造性工作，策划不仅要重视，更要下功夫、花力气，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对这个问题，要很好地研究思考。第二，市里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监督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改革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城市管理工作重心下移，给区级政府全面放权。可能有人说，规划权没有放，实际上规划的主动权在区里，等于是放了。区里不论搞什么建设，可以先拿意见，市里只是个认可问题，虽然审批权没放，但主动权在区里，关键是怎么规划好。今天研究的是执法权，都放到区里了。管理权下放的文件马上要下发，环卫、绿化、市政等一系列管理权都要放下去。对这种新形势，各个县(市)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样一个重大变化，势必对原有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监督等管理体制、机制以及运作方式带来一系列的冲击。不把这些权放下去，不可能产生区和区之间的比较差异，现在放下去了，各区努力的程度不同，效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监督这一套相关的知识是否很熟悉，是否运用得很娴熟，我看从主要领导到分工领导都要下一番功夫。否则，就要被动。下一步市直部门主要负责综合协调，负责制定规划、政策、标准，负责监督检查，执行都放到区里，干好干坏要拿区里是问了。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要好好认识。第三，6个区不会像现在这样保持相对均衡状态了。现在是市里统管，各区基本上呈现不出差异性，或差异性很小。下一步，把城市建设权、管理权、执法权下放以后，由于各个区的重视程度不同，投入力量不同，管理水平不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同，差异肯定就出来了。这种差异，正是推动我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监督上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保持均衡不可能发展，所以我们要研究一套办法，善于打破均衡，然后再追求新的平衡。这是事物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如果都是相对处于平稳、均衡状态，事物就不可能发展，或者说不可能快速发展。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二、要把握好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改革，改革体现在哪些方面？需要把握好。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具体的体制、制度都面临着改革的问题。目前，只是改了一部分，还有许多没触动或者是还来不及改，但并不存在不改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体制和机制进入到市场经济，相当一部分表现出它的弊端，这些弊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济南和其他先进市相比，改革的任务还很重。我们的领导同志要有改革意识，通过改革，建立起一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与国际接轨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一个过程，达不到效果就要再改，改了不行，还要再改，总有那一天，越来越符合实际，越来越能达到我们理想的目的。因此，要善于拿起改革的武器。怎样看待改革的效果，也就是改革的检验标准问题。总的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要把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检验改革成功与否，应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而不是我们自我评价。过去我们城管执法，确有老百姓不高兴、不满意的地方，一是多头执法，十几个部门，这帮走了那帮来，老百姓很烦。二是执法不作为，该管的不去管，烦事难题都不管，没利的躲着跑，老百姓不满意。三是执法行为不规范，执法态度蛮横等。
之所以存在这些久治不愈的问题，有其体制、机制的原因，因此，要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概括起来讲，就是“三改一加强，实现五个目标”。一改分散多头执法为一家综合执法。这一改应该说从体制上已经解决了。二改城市执法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为“三权分离”。这是实质，必须作为一项原则，贯彻落实好。城管执法决策权在市局。具体讲，城管执法的标准、依据、行为的规范等等这些都在市里。市行政执法局行使决策权，区执法大队行使执法权，市督查大队行使监督权。三权为什么分开啊？老百姓说，你们又当领导，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相互缺乏制约，这样的体制办不好事。因此，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必须按照这样的改革方向去实践，不能动摇，不能含糊，这是一个方向问题。三改罚没全部上缴国库、实行罚缴分离，这也是个本质上的改革。罚没多少与个人利益丝毫不挂钩。特别是奖励不能简单化，不能按罚的多少实施奖惩，这会助长多罚、乱罚现象。奖励的标准应是案件执行率达到多少，执行质量如何。以上3条是改革的本质，这3条非常重要，必须认真执行。“一加强”就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要把队伍建设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
要实现的5个具体目标是：第一、综合执法。现在14个部门的处罚权集中过来了，下一步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向行政综合执法过渡，现在的综合只是相对的。第二、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要对各类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第三、规范执法。要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规范执法行为。如：执法的事实是不是清楚、执法依据是不是充分、执法程序是不是合规、执法行为是不是得体，这都属于规范执法问题，需下一番功夫进行全面规范。第四、公正执法。不能感情用事，遇事商量商量，就少罚一点，是不行的。要公平、公正执法。第五、文明执法。主要表现在态度上，执法态度不好，影响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执法局，而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上述5个具体目标，需要大家在实践中认真探索研究，尽快制定出管理制度，创造出好的经验。
三、认真解决好推进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城管执法队伍素质的高低决定这项改革成效的大小，要把队伍建设始终如一地抓好，要常抓不懈，这是重中之重。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和各项有关业务的培训，要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形象意识、依法行政意识和群众意识，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认识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把这个队伍建成文明之师、威武之师。
第二， 大力加强制度建设。要伴随着新体制的建立尽快形成一整套管用的规章制度，围绕贯彻执行《行政处罚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学有效的约束保障制度和优胜劣汰机制，实行末位淘汰制。第一次亮黄牌警告，第二次再警告，第三次就要坚决辞退。省公安厅搞的8项规范很简明、很严格，违反者要清退出公务员队伍，既简单又明确，值得我们执法部门认真学习。
第三，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各级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依事实办案，依法办案，依程序办案，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执法部门要与专业管理部门多沟通、多配合，定期召开座谈会，及时沟通情况，分析问题，制定有效办法，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好局面。
第四，切实加强廉政建设。要经常开展廉政教育，做到防范在前，警钟长鸣，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牢固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观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有效防止执法不公，办人情案的现象，坚决摒弃吃、拿、卡、要的坏作风。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争做廉洁自律的表率，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要把领导班子建设好，切实建设成为开拓、务实、廉洁、公正、团结的领导集体，班子搞好了，就有了带好队伍的本钱，就有了说服力，就掌握了搞好队伍建设的主动权。
城管执法改革方案 篇三
一、改革之前的东港区执法现状
二、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推进情况
（一）积极探索创新，依法科学规范城市管理体制。一是调思路。针对城市管理基础薄弱、职能交叉、多头执法、重复处罚等问题，扎实做好全区执法机构调研工作，就执法层级、职责划分，全面征求意见，摸清了全区执法机构底子，同时主动学习借鉴滨州市滨城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新体制，在市里整合教育、粮食、科技、体育基础上，东港区结合实际，进一步扩大整合范围，将城市管理、人防、旅游、科技、教育、农业、水利、粮食、农机、畜牧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13个部门的全部或部分执法职责一并纳入整合，以新思路、新做法开启城市管理新局面。二是转体制。2015年9月份，市里将城市管理、旅游、人防、科技执法权力全面下放，东港区结合实际，进一步理顺执法体制机制，改变过去单一执法、“各自为政”的模式，组建了东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下设执法大队，在镇街道和高新区派驻执法中队，建立起“市区合一、分级管理、以块为主”的执法体制，既通“上气”，又接“地气”，为规范城市管理、提升执法效能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定职能。按照“政策制定、行政审批与监督处罚职能相对分开，监督处罚与技术检验检测职能相对分开”的原则，将环境卫生、市政公用、园林绿化的管理职责划入区住建局，综合行政执法局集中行使规划范围内的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和城市绿化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以及城市环保、工商、公安交通等管理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执法职能配置更加科学合理。
（二）突出工作重点，不断提升综合执法水平。一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公开”的原则，在市里下划的71名城管执法人员、8名文化、旅游、人防执法队伍的基础上，又调剂88名编制用于全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将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旅游监察大队、水政监察大队、动物卫生监督所等机构的67名执法人员一并纳入综合执法队伍，整合后执法局在编执法人员达147人，执法协助人员101人，总人数达248人，基本达到了由“事权分散”到“相对集中”的目的；同时充分发挥镇街道、高新区执法中队的基层执法优势，将执法力量全面下沉到基层，设立高新、日照、石臼、秦楼等10个中队，在执法任务比较重的市区街道又分设18个执法分队，将执法领域细化到网格，实行网格化管理，坚持把文明执法、和谐执法、阳光执法作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生命线，坚持疏堵结合、管理服务并重，让综合行政执法“蹲下身”、“服人心”。二是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执法保障。组建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始终坚持把队伍建设作为执法工作的重中之重，自觉做到抓学习、强队伍、建制度。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重新制定了机关日常管理、综合执法业务、财务后勤装备管理等5大类37项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形成了用制度管人管事的机制。同时还分别采取集中业务学习、专题讲座、分批轮训、标准执法文书示范、典型案例分析、先进典型激励和传帮带等形式，使学习培训经常化、制度化，逐步构建起了统一规范的综合执法制度保障体系。三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执法新路。强化基层执法力量，结合2016年乡镇机构改革，在各镇街道设立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与派驻到镇街道的执法中队实行合署办公，党委副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配备副主任2名，其中1名副主任由执法中队中队长兼任，另配备1名副科级的副主任。镇街道执法中队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日常工作由各镇街道指挥、调度和考核，业务上接受区法制机构及授权的行政执法局指导，镇（街道）、高新区执法中队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实行双重管理体制。执法中队长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书面征求镇（街道）、高新区党（工）委意见后按规定程序任免；其他干部的任免、调动征求镇（街道）、高新区党（工）委的意见；年度考核等次和评先评优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征求镇（街道）、高新区党（工）委意见。实现了城市管理“一支队伍管全部”的行政执法模式。
（三）推进综合治理，加快城市管理法制化进程。一是管理体制 “科学化”。完善出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三定”规定，通过合理划分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权限，清理整顿、调整归并行政执法机构，做到职、责、权相统一，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更加顺畅、内设机构更加完善、工作职责更加明确、行政裁定落实更有保障。二是执法行为“协同化”。优化运行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区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综合行政执法局、各职能部门和各镇街道联动，实现“一个号令管全城”。综合行政执法局为执法主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兼任公安分局副局长，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各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联动机制，形成执法合力。同时，把执法延伸到园区、街道和城郊乡镇，对辖区内市容环境卫生实行执法管理，形成了上下协调、城乡联动、齐抓共管的新格局。三是管理方式“数字化”。积极探索创新城市管理新模式，全面推行网格化、数字化、精细化管理，把“大网络”细化为数百个“小网格”，把城市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城区的大街小巷和角角落落，形成了城市管理全程监控、快速反应的运行机制。建设并运转了东港区数字化二级指挥中心平台，设置了6个坐席负责派发、反馈数字化城管案件。数字化平台建成后，先后开通了电话受理、网上投诉、群众接访等案件受理渠道，建成了电话、视频监控、网站、传真、电邮等综合受理平台，进一步畅通了城市管理案件的投诉举报渠道。2016年，二级平台共派遣案件28000件，处置案件25412件，处置率达到90%多，智慧化、精细化、高效化城市管理新格局正悄然形成。
三、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以来，从体制上、源头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切实解决多层执法、多头执法、执法扰民、重权轻责、等诸多问题。
二是循序渐进，强化业务执法，确保划转的业务工作顺利开展。改革以来，为确保新划转的执法业务平稳有序开展，区编办多次组织人员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工作情况调研，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指导，积极协调有关职责部门，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对新划转业务的业务培训，从文化、旅游、农业、农机、水政、动检六个部门划转来的人员中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了综合业务科，负责新划转来的执法业务会商协调、执法融合以及案件办理工作，新划转来的执法业务取得较为明显的工作成效。文化市场监管方面：组织开展了文化市场暑期整治、“扫黄打非・护苗2016”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全区网吧规范化管理座会、网吧夏季安全生产和集中执法大检查活动、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净化等集中治理行动等，共检查各类文化经营场所137家、出版物市场经营单位100余次，查处各类违规经营单位10余家，查处9家宾馆酒店非法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收缴盗版书刊9240余本、盗版音像制品50余盘，取缔不合格印刷企业1家。旅游市场秩序方面：以“旅游富市、旅游兴区”为主线，积极开展旅游行业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黑社”、“野导”违法违规行为。2016年，取缔日照安泰假期旅行社“黑旅行社”1家，现场检查旅游团队80余批次，收缴假导游证1个。同时，旅游纠纷（旅游投诉）处理工作不断强化，共受理市长公开电话转办通知单旅游投诉16件，办结16件，办结率为100%，退赔游客损失共计360元人民币，有力维护了我区旅游市场秩序。农业、农机、水政、动检等大农业方面：在农忙秋收季节前，安排专人组成执法工作小组，深入到各街道及乡镇执法一线，发放明白纸、一封信2300余份，与原单位站所协调会商建立联动工作机制，保障改革时期各项工作不断岗、不掉线。
三是强化工作措施，与全市突出问题综合整治工作相结合，圆满完成2016年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系列工作。根据《2016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对群众关注的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户外广告、校园周边环境秩序、道路沿线环境秩序、三轮车等六个方面的问题不等不靠，持续深入整治，攻坚克难，巩固并扩大了整治成果。2016年，综合行政执法局共组织及参与的联合执法活动累计279次，出动执法队员16000余人次，清理取缔各类占道经营81300余起，清理规范各类店外经营、店外修理、店外洗车、店外悬挂9400余起，取缔露天烧烤32户，拆除各类违章广告牌匾664个，清理各类乱涂乱贴乱画小广告20900余处、拱门120余处、沿街门窗贴字13000余处，拆除乱搭乱建违章建筑342处86232平米，清理“三大堆”390余处，会同各部门查扣非法营运三轮车2107辆次，四轮代步车39辆次，规范车辆乱停乱放8000余起。通过整治，全区市容环境秩序进一步改观，规划建设秩序进一步好转，城市管理秩序进一步改善。
四是重视执法宣传，营造良好执法环境，全面提升全区执法形象。首先是通过传统媒介宣传。印发了日照市城市管理办法宣传手册1万册、城市管理宣传单2万份，组装宣传车24台，出动宣传车4000余车次，发放《日照市城市管理暂行办法》等宣传材料、明白纸6000余份，增强了市民的文明意识和参与意识。其次，通过网站和东港综合执法微信等新媒体进行宣传，传播执法正能量。通过编辑大众喜闻乐见的微信和新闻稿，吸引群众关注，调动多方力量参与，以润物细无声的引导态势，实现“为人民管理城市、靠人民管好城市、让人民共享城市”的目的。
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协调配合机制不够健全。虽然拟定了《综合行政执法联席会议制度》，界定了区直有关部门之间在行政执法工作中的相应关系及工作要求，但是在与原管理监督机构的协调配合、工作衔接、信息共享还存在不及时现象。
二是执法人员身份复杂。目前划转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人员身份非常复杂，分别为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事业编人员。尤其是事业编制人员的执法证件申领的身份资格认证应当如何解决，确保他们能及时申领证件，持证上岗，正常开展日常执法工作，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划转执法事项多，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与综合执法工作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全区整合的部门单位共13个，行政执法权力事项860项，其中行政处罚832项、行政强制28项，涉及200多部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涉及了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群众较为关心、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诸多事项。综合执法机构人员实行中队化管理，所有执法事项在一个中队解决，对执法队员来说，熟练掌握这么多项法律法规，取得所有的执法证件，难度很大。
五、意见建议
一是资源配置上向基层倾斜。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要求，基层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压力，建议在下放相关的职能职责的同时，应适当考虑机构、编制、人员方面的倾斜，不能造成区、镇级工作量上去了，而其他的配套政策却没有及时跟进。在资源配置上要按照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要求，下划部分行政编制到区、镇一级，切实充实执法力量，解决基层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
二是建立规范的协调配合机制。按照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原则，综合执法机构主要承接职能部门的执法职能和权限，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工作关系。处理好综合执法机构与相关部门的关系，需要在明确综合执法机构的性质和职责的基础上，建立起全面而规范的配合机制。主要包括：规划编制合议制度、信息与资源共享制度、联合执法制度、行政协调制度、行政协助制度等，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及时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城管执法改革方案 篇四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2007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要求，2007年，交通运输部积极开展交通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交通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进一步理顺了交通行业管理体制。
（一）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加大对各地制订出台改革实施方案的指导和督促检查力度，对部分地区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督查调研，组织召开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推进会，对各地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进展情况，进行了三次全国通报。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制度建设和标准规范制定取得进展，起草了《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暂行办法》和《农村公路养护技术指南》，2007年，各地交通部门加大了工作力度，29个省区市出台了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方案，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基本完成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直属和双重领导港口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确定的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三年过渡期”等要求，2005年10月，交通运输部下发了《关于我国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部署全国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要求按照“一个港口一个引航机构”的原则，将沿海港口的引航机构，从港口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隶属于所在地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引航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交通部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港口引航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我国港口引航管理的通知》等文件，指导和推动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2007年是引航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年。交通部组织对上海等港口进行实地督察，落实引航体制改革方案。各地人民政府均相继批准了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交通部的有力推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港口企业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大力推进。目前，除个别港口引航体制改革仍在推进过程中外，我国大部分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建立起了公平、公正、有序的引航秩序。在改革过程中，引航作业和港口生产不断不乱，工作交接平稳有序，实现了改革前提出的“平稳、有序”的目标要求。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43家引航机构（其中1家筹建），共拥有引航员1400多名，每年引领中外船舶达30万艘次。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增强了港口服务功能，完善了港口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提高了引航技术水平，促进了港口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三）交通综合执法改革试点工作初见成效
近年来，交通部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关于清理整顿行政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的要求，积极探索从体制上、源头上改革和创新交通行政执法体制，认真推进交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2005年，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开始在全市交通领域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将政策制定职能与监督处罚职能相对分开。2005年6月，重庆市在市级将路政、运政、港航、征费稽查、高速公路五个方面的交通监督处罚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下设直属支队、高速公路支队、交通征费局三个机构。直属支队下设直属大队、水上大队及主城九区各大队共11个大队，主要承担原道路运输管理局、公路局、港航管理局、交通征费稽查局和主城九区的交通监督处罚职能；高速公路支队，主要承担高速公路上的路政、运政、征费稽查和交通安全管理四个方面的监督处罚职能；交通征费局，主要承担全市公路养路费的征收职能。主城九区以外的其他区县（自治县、市）将路政、运政、港航等三个方面的交通监督处罚职能进行整合，交由区县（自治县、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承担。
广东省于2005年就在全省交通领域实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2006年1月，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了《广东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方案》，确定了全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主要内容和组织实施要求，2007年7月广东省交通厅综合行政执法局挂牌成立。另外，福建、北京、陕西、河南等省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也在不断探索和稳步推进之中。福建省、陕西省交通厅制定了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方案。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成立相对比较早，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明显。河南省交通厅在济源市和孟州市抓了两个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又制定了扩大试点方案。
试点过程中，交通部积极做好指导工作，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巩固试点成果，部领导亲自参与调研，召开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座谈会，及时掌握交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运行情况，就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进行深入探讨。提出综合执法工作要实现“六统一”（统一执法队伍、统一政令政策、统一执法规范、统一处罚标准、统一队伍管理、统一人员培训），不断完善机制，加大专项执法整治，加强队伍建设力度，使交通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交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取得了“五个更加”的明显成效，即执法运行更加规范、执法监督更加到位、对外联动更加紧密，执法模式更加便民、执法效果更加明显。
1．综合行政执法的体制优势得以体现。
目前，全国大部分交通行政执法仍分路政、运政、征稽等多个执法门类，执法机构多、执法主体不统一、执法效能较低，并且存在多层执法、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情况。以重庆市为例，改革前仅主城九区就有交通执法机构31个，执法在岗人数超过1000人，改革后的综合执法机构所有执法人员统一依照公务员管理，执法人员编制为380人，仅人头经费就减少近70%，实现了一个机构（总队）统一领导，从而有效避免了过去由于执法分散造成的重复检查、重复处罚等情况，降低了行政执法成本，切实体现了交通行政执法行为的客观、公平和公正，保护了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执法工作效率。同时，由于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资金有财政资金作保障，严格实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有利于杜绝交通“三乱”现象，加强了廉政建设。
2．交通综合行政执法的运行机制优势得到发挥。
综合执法前，交通行政许可与监督处罚合为一体，客观上造成了执法力量较弱，暴力抗法现象突出，执法严肃性、公正性受到质疑。综合执法后，管理机构和执法机构之间能够建立良好的协调运行机制，执法力量得到了有效整合，执法机构与行政许可机构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充分保障了执法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以重庆市为例，实施综合执法前，各执法机构执法力量分散，各自为阵，征费稽查执法在主城区只有30多人、运政执法只有100多人在行使稽查执法权，执法力度和执法面都十分有限。实施综合执法后，重庆市执法总队统一领导，集中各执法机构所有执法资源，着力解决交通执法的重点难点问题，执法力度大大加强。执法力度和执法面都得到了拓展，对挖掘规费费源、打击非法运营、维护正常交通运输市场秩序起到了保障作用，执法满意度明显提高。
3．交通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重庆市实行交通综合执法后，交通行政执法队伍统一由总队一个机构依照公务员进行管理，解决了经费、编制和着装问题，有利于执法队伍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他们依照公务员标准录用执法人员，严把执法队伍准入关，从而保证了队伍的高起点、高素质。对执法队伍按统一标准培训，加强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建成了一支统一规范、整齐划一的交通行政执法队伍，树立了交通执法队伍的良好社会形象，同时加强培养执法队伍的团队合作精神，增强队伍的集体荣誉感和政治责任感，全面提高了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探索了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机构统一、权责明确、运转协调、保障有力的交通行政执法体制，使分散的执法力量得到了整合，有效解决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的问题。
二、2008年交通经济体制改革动态
2008年交通部继续深化交通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积极探索统一高效的高速公路管理体制，继续完善收费公路发展政策，推进航道管理体制改革，加大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经验推广工作，着力解决影响交通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一）2007年交通部还组织开展了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前期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2008年交通部逐步探索建立产权明确、集中统一、依法监管的全国高速公路管理体制。
（二）继续深化收费公路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收费公路发展政策，规范收费公路建设、运营、收费、转让行为，按照“调整结构、控制规模、统贷统还、撤并站点、降低收费、政府主导、严格监管”的思路，积极推进了东部地区二级公路收费站点撤并试点工作，控制其他地区二级公路收费站点数量。
（三）在交通部组织开展的航道管理体制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界河航道管理新模式，并以此为切入点，推进我国的航道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四）继续深化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
1．在全国交通系统继续推广重庆、广东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经验。
城管执法改革方案 篇五
一、聊城市行政执法机构概况
聊城市本级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共34个，执法队伍60支，执法人员1517人，设多支执法队伍的部门有11个。各县（市区）执法主体共397个，执法队伍169支，执法人员共7481人。执法范围涵盖食药、质监、卫生、安监、文化、环境、国土、农业、水利、城管、卫计、交通等十几个执法领域。行政执法机构庞杂繁多，执法力量分散，执法水平参差不齐，在执法过程中容易出现职责交叉、边界不清，存在一个领域多头执法、一个层级交叉执法、一个部门重复执法现象，损害了执法机关的执法权威，影响了政府形象。
二、摸底先行，确定改革路线图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后，聊城市委书记徐景颜就贯彻落实文件精神作出批示，并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要真正解决多头执法问题，减少行政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真正把权力和职责调整到位，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的工作要求。成立了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市长宋军继任组长，组织、人社、法制、财政等22个部门为小组成员单位，强化改革统筹协调能力，并明确改革的推进路径、时间进度、责任分工。
开展调查摸底，摸清各级各部门执法队伍、执法机构情况，是科学决策、顺利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前提。聊城市编办制作了调查摸底表格，对部门行政执法权限、行使主体、法律依据、主要内容、执法对象、执法方式、执法范围、处罚频次、上下级权限边界等40多项执法和机构编制事项进行调查摸底。全面摸清了各部门执法机构、权限情况，为执法机构整合奠定坚实基础。
确定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统筹推进改革。一是纵向推进重心下移。针对多层执法的问题，进一步厘清各级之间的权限边界和责任，推进执法重心下移。根据不同领域执法的性质、范围、专业技术要求以及执法权限等，确定以市为主或以区为主执法。同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就近管理的优势，完善基层执法体系，实行县级综合执法机构派驻执法队伍，建立综合执法平台，由乡镇（街道）统筹辖区内派驻机构和基层执法力量，开展联合执法。二是横向实行整合优化。聊城市执法队伍同一层级执法主体较多，导致执法交叉重叠、各自为政、分散执法的矛盾比较突出。对执法力量分散、具有多支执法队伍的11个市直部门，积极探索整合执法队伍，实行综合执法，确保“一个部门一支队伍管执法”。同时推进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实现“多个领域一支队伍管执法”。
三、选定试点，实现试点工作“开门红”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后，聊城市选定阳谷县先行探索。阳谷县组织相关人员到滕州、高密等全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学习考察，随即开展行政执法调查摸底，先行推动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部署后，又选择了设有多支执法队伍的市交通运输局作为试点单位。
按照部署要求，聊城市交通运输局和阳谷县制定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要求和改革思路。聊城市编委对改革工作方案进行了批复，制定印发了《聊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聊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阳谷县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并报省编办备案。
千条万条不落实都是白条，千招万招不落实都是虚招。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最终要落实到执法队伍整合上。市、县直接面对基层一线，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的问题较为突出，整合任务更加繁重，需要结合实际统筹推进。聊城市此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原则上要求机构规格不升、领导职数不增。在市级层面，重点做好部门内部执法资源整合，尤其是在农业、文化、住建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确保一个部门只保留一支执法队伍。
强化城管体制改革计划 篇六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分级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则，理顺市、区城市管理体制，强化区级政府（含开发区、风景区管委会，下同）在城市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建立“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分区负责、以区为主”的城市管理新体制，形成分工科学、责权明确、务实高效、运行有序的城市管理体系，努力把建设成宜商宜居、生态文明、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二、基本原则
（一）统一领导、分区负责。按照市区一体和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合理配置市区各项管理资源，规划权高度集中，建设权统分结合，管理权尽量下放，使管理效能覆盖整个市区，充分发挥市、区两级政府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的作用。
(二)分级管理、重心下移。市政府负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统一领导和行业管理，组织、协调、指导区级政府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并监督考核，负责跨区域综合执法的指挥调度和重大案件的查处工作。区级政府负责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和日常管理工作，加强对街道办事处（乡镇）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按照审批与收费分离，许可与管理分开的原则，城市管理方面的规划、许可权统一集中到市里。园林绿化、立面整治、广告设置由市一级审批，区里进行执法监管。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市里统一征收外，其它收费项目全部下放到区级政府。
（三）人随事走、费随事转。将现有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协管人员人事关系、工作经费划转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将从事清扫保洁、公厕管理、垃圾清运在职在编的环卫工人人事关系保留在市环卫处，工作经费、工作考核划转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划转人员按照“个人身份不变、政治待遇不变、工资收入不减”的原则进行移交。
（四）提高效能、便民利民。按照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规范执法行为，更好地服务民生、服务群众。
（五）以人为本、平稳过渡。既要科学合理地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实现权责利的统一，力求实现城市管理效能最大化，又要体现人性化，充分考虑改革人员的利益，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三、改革内容
（一）改革城管执法体制
1、明确市、区两级政府城市管理职责
市政府依法行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市容环境卫生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主要职责：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规的规定，负责拟订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市容环境卫生发展规划、规范性文件等并组织实施；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环卫行业资质审查和管理以及行政许可核准工作；市政府负责对区级政府城市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比；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督、效能督察、业务考核和评比工作；负责数字化城管平台的规划、建设和运营。
区级政府城市管理职责：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和日常管理工作；负责辖区环卫清扫保洁、公厕管理、垃圾清运和环卫设施的建设维护工作；负责辖区数字化城管平台的建设和运营；负责城管队伍建设和管理；负责对所属街道办事处（乡镇）、社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评比。
2、明确城管人员和执法中队隶属关系
将市区现有城管执法人员按照市编办核定的编制数移交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城市管理协管人员按照执法人员编制的一定比例同步移交。除市城管执法督察大队在职在编的执法人员外，其余执法人员人事关系（人事档案）全部移交相关城区、开发区。原由市城管执法局与有关人事公司签订的城市管理协管人员劳务派遣合同，转由各城区、开发区重新签订。所有移交到城区、开发区的城管执法人员职务任免、年度考核、奖惩、日常工作管理、工资晋级等均由城区、开发区负责。
（二）改革环卫管理体制
1、下放环卫作业事权。将由市环卫处负责的城市环卫清扫保洁、公厕管理、垃圾清运等作业任务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下放到区级政府，日常工作考核、清扫保洁作业招投标、作业经费核拨、管理人员任免和聘用由区级政府负责。
2、移交相关环卫设备设施。将市区公厕、垃圾转运站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整体移交相关城区、开发区管理和维护。市环卫处现有清扫清运设备由市城管执法局和市财政局统筹分配。
3、将市环卫处离退休和在职在编人员的人事关系保留在市环卫处。目前，市环卫处在职在岗职工485人。其中：机关25人、生活垃圾处置费征收处22人、物业公司19人、内退61人，继续保留在市环卫处工作；环卫保洁公司和机械公司135人、清运公司106人、公厕公司72人、渣管站45人按人随事走的原则移交至相关城区、开发区工作。
（三）市、区两级城市管理执法局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由市、区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照城管体制改革后的职能调整情况重新制定。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城管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市城管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同志任组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同志、市政府副市长同志任副组长，市直相关部门和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市政府副秘书长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从相关部门抽调，负责城管体制改革的组织实施、协调督办等相关事宜，确保城管体制改革7月上旬顺利启动，7月底基本完成。
（二）建立党委、政府主导的社会参与机制。要进一步强化市、区两级城市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协调、检查、督办职能，每月由市政府领导带队，组织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市区城市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城区和开发区要高度重视城市管理，充分认识到抓城市管理就是抓经济、抓发展、抓民生、抓招商引资，切实发挥区级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党委、政府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要学习株洲经验，由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聘用一定数量的市容监督员和信息采集员，对影响城市形象、破坏城市环境的不文明行为严管重罚。街道办事处（乡镇）、社区居委会要把城市管理当作主要工作任务，在城市管理中服务市民、服务社会。充分发动群众，让市民教育市民，让群众管理群众，形成全民上阵，全员动手，全社会参与城市管理的良好氛围。
（三）建立和完善城市管理考评和问责机制。设立城市管理考核评比奖惩专项资金，由市财政局从城区政府、樊城区政府、州区政府及高新区管委会财政预算经费中各扣减400万元，从鱼梁洲开发区管委会、隆中风景区管委会和经开区管委会财政预算经费中各扣减50万元，市财政同步配套500万元，共归集2250万元作为我市城市管理考核评比奖惩专项资金，实行专户管理，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每月按考评结果兑现奖惩，考评结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所得奖励资金60%用于城市管理及维护，40%用于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同时，要建立城管人员考评问责机制，严格考核，落实奖惩，从严问责。
（四）建立城市管理持续投入机制。实行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后，市、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所需的各项经费，分别由市、区财政核拨，其中划转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由市财政按照移交人员情况核定基数下划给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区两级城市管理投入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市级财政投入主要用于环卫机械设备购置，从今年开始，连续3—5年每年投入不低于1000万元用于购置环卫清扫、运输等作业机械；区级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公厕、垃圾转运站、果皮箱等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和购置，配套不低于市级财政投入20%的环卫机械设备购置费用。
（五）建立城市管理市场化运作机制。要逐步摒弃依靠行政机构、行政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城市的方式，采用管养分离、以费养事、特许经营模式，以市场化为取向，鼓励有条件的法人单位和个人，通过竞标获得市政公共设施养护管理权，逐步将环卫作业、渣土清运、城市“牛皮癣”治理、绿化管养、城市道路维护等推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产业化发展，集中解决好城市管理的热点、难点问题。
（六）加快城市管理数字化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是精细化管理城市和客观公正地检查考核的重要手段。我市已被省政府办公厅列为省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城市之一，市、区两级要以此为契机，参照其他先进城市经验，从今年开始加快建立数字化城管系统，建设沟通快捷、责任到位、处置及时、运转高效的城市管理和监督体系，强化城市管理科技手段，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科学化。
城管执法改革方案 篇七
引言：庞杂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城市管理部门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情况下随之发展的社会管理部门。从诞生之日至今，我国城管部门已经走过15年的探索路程。自2000年9月6日，四川省眉山县的几名城管人员上街“执法”，将一名小贩甩下货车身亡一案后，“城管执法”在之后崔英杰杀死北京城管案、“夏俊峰刺城管致2死1重伤”案等事件中，屡次被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城管在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管理部门的背后，不仅是城市秩序建构中不同利益的博弈，或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拉锯战，更是各项制度落实过程中与社会实际摩擦碰撞在城市管理方面的集中体现。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情况。城市管理部门绝大部分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实际落实制度与政策的，在一线直接接触公民或社会的基层管理工作。被称为“城管”的城市管理部门基层工作人员，处于政府系统中金字塔的最底端。他们地位低、职权小，只能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决策和命令，游走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夹缝之间。詹姆斯·威尔逊指出，“要了解一个政府官僚机构，就必须理解它的第一线职员如何学会工作。”①因此，本调研将城管的定位作为研究的突破口，由此典型探讨和分析我国基层执法实际运作的有关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路径
本次调研以法律视角为主线，以与城市管理密不可分的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为补充，探索城管在法律和实际中的定位。以法律为主要视角，不仅基于公共管理中自身存在的法律规范手段和法律调整方式，还是出于我国不断强调行政法制化的关注和思考。城管执法在走上依法行政、程序法治、权力监督的法制化轨道的过程中，涉及法制化在行政管理中的运行方式、作用和意义等关键问题。
调研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将走访、随机访问和调查问卷作为调研的主要方式。实际调研中的定量研究方面，调研组对调研地段的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内容为相应路段居民中对城市居住环境、小商小贩、城管职责范围、城管管理方式和城管形象的评价。问卷调研和数据分析为调研提供客观数据支撑，也为定性调研确定了主要方向。调研组对调研路段的商贩进行随机抽样访谈，了解了他们在实际经营状况，城管执法工作的情况和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城市建设中能接受的制度限度。
在定性研究方面，调研组对武汉市某一行政区城管中队执法队员、该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了解亲身参与城管工作，尤其是“大城管”、“城管革命”等城管改革活动中当事人的感受和看法，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对分析城管行为有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在此之后，调研组对长期报道武汉市“城管革命”的记者进行了访问，了解了“城管革命”等一系列活动开展前后，武汉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变化、实际效果和市民的反应，并得到媒体旁观见证的角度对武汉市城市管理情况的客观印象。在最后的理论研究阶段，调研组以邮件形式征求了行政法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等专业学者意见。在加深研究的理论深度的同时纠正了调研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为调研提供了很多新思路和方向，也为调研组撰写调研成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材料。
本调研选取了武汉市作为研究个案，对城市管理的分析不仅与武汉市在调研期间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还对比武汉市在清末的城市社会发展状况。根据其发展特点及过程加以调查分析，避免了理论研究脱离城市发展具体情形而被架空，也使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尽管以武汉这一个案作为研究的对象，但由于武汉市城市化的发展状况在我国具有代表性，所以并不排除与其他个案进行比较，或将研究结果推广到一般情况而在实际中加以应用。
三、调研结果简述
（一）武汉市城管的工作概况
截至2012年12月，武汉市调整城市管理的政策法规系统已建立得较为详尽。除国家法律外，武汉市还颁布了《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行政、地方性规章，以及城市管理各个方面具体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政策法规对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环境保护、工商行政和公安交通的管理范围、形式、工作目标和处罚标准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几乎涵盖了城市管理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武汉市城市管理工作进入数字化管理时代。城市管理部门采取市城市管理综合指挥中心与各区城管执法单位指令联动的“大城管”管理模式。武汉市首次建成市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网格化平台，执法管理内容按职能和区域将主城区划分成责任区，纳入数字化管理网络系统。武汉452平方公里主城区建成面积，被划分成约1500个网格，配备3000名网格监督员，细化管理。每个网格的2名监督员在巡查责任区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用“城管通”拍照，上报区监督中心。武汉市城管网以及各城区城管网都开设了“行政许可在线办理”的网络平台，市民可以通过网络办理和查阅相关行政许可。
在城市综合管理方面，武汉市自2009年起推行“大城管”模式，并在2010年建立了由时任市长阮成发为主任、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也在最近得到批准和通过。在此之前，2011年6月1日长沙市出台了《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被称为国内第一部综合性城市管理地方性法规。目前，综合性城市管理在国内许多城市得到推广，或成为各地城市管理改革方向。
（二）城管实际执法情况
在武汉市城管着力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的同时，调研组对内容的实际执行进行了各方面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武汉市近年来在城市管理上虽做了较大的改革，也在渣土整治、市容环境上取得成绩，但一些存在的固有顽疾并未因为改革而得到改善。
1.执法效果并未根本改善
对于城管队员们来说，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改变是工作的目标和新的执法方式。对比过去，“城管革命”后对路面、商贩占地、垃圾等方面有了更严格也更详细的量化指标，各人责任更大，监督网络也更为细密，甚至引入了第三方明察暗访的形式进行评比。奖励前三名与处罚倒数的奖惩机制，使得每个区的考核成绩排名都与该区城管局的利益直接挂钩。但调研组在观察中发现，每一个中队负责的路段很长，且管理人数有限，城管队员只能采用开车反复来回巡逻的方式来管理。对路面垃圾、落叶的管理则更是使得他们“防不胜防”，违规占道的车辆和小商贩也使他们头痛不已。城管队员前脚离开，小贩后脚就又将路面占满，造成了流动商贩与城管队员“打游击”的现象。新的标准增大了城管队员的工作量和执行难度，效果则差强人意。
新颖的执法方式初衷是建立文明执法的新城管形象。我们在调研中就看到了武汉市率先开创的“眼神执法”。对无动于衷占道经营的摊贩，城管队员围着小贩站成一圈“，围观”的同时对其进行劝诫，小贩因压力太大且无生意可做不得不收摊离开。2011年12月， 13支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与该区18条示范路段进行对接，分别开展了监督、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与城管队员走上街头，给临街门点发放宣传资料，与市容监督员一起开展环境监督活动并清理路面垃圾。有很多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感受到，摊贩对志愿者的宣讲不为所动，发下去的宣传单更有不少人直接随手扔掉。对于新的执法形式，城管队员普遍感觉执法成本太高，执法效率低、力度小，有时甚至根本起不到效果。
2.城管形象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在对某一路段内居民和大学生的调查中，对于当地城管执法的印象，有10%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剩余90%的受访者则认为“不好”或“说不上好坏”。对于城管执法工作的态度，80%的受访者都表示理解“他们也有难处”。另外，调研组随机抽取了武汉市内某个环境较差的“城中村”，和另一个环境相对较好的高档住宅小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在两个调研地点均有约70%的受访者认为城管在履行职责时效果较为一般，仍存在管理漏洞和治理盲点。在对城管的理想角色上，在街道环境较差的城中村地区，66%的受访者理想的城管角色是环境监察者；而在环境较好的高档社区，60%的受访者理想的城管角色是城市服务者。
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曾遇到两起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市民发生的冲突事件。在这两起事件中，调研组并未看到城管形象在执法过程中有所改观，作为执法对象的民众与城管执法队员的关系也甚为紧张。
3.制定与执行的落差
调研组对武汉市某行政区城管中队的队员们进行访谈。在作为“城管革命”实际落实的执行者，处于基层城管队员认为，所谓的“城管革命”对于他们的意义仅是领导召开大会，上级部门分配任务，队员执行命令而已，与平时工作程序并无大不同。从中交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法律法规从制定规则的行政上层部门到实际执行的基层执法人员，即使是在进行“城管革命”这一系列高层管理者认为意义重大的改革下，基层执法者也只是接受了从中提炼出来的、与其工作直接相关的更为细致的量化工作目标，两者之间仍是“命令——执行”的传递关系，与过去工作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而关于轰轰烈烈的武汉市“城管革命”，在社区居民中有65%表示有所了解，但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示“从来没听过”的受访者甚至高达67%。这一系列数据反映出市民参与程度低，对此事大多持淡漠、不关注的态度。在调研组采访了专门负责“城管革命”的记者，他认为“城管革命”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全民参与、齐抓共管都远远没有达到，市民素质还有待提高。很多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因为市民素质较低造成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没有被市民普遍接受。如果市民都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参与城市建设的一份子，那整体状况就会好很多。他还谈到，即使是进行城市综合管理后，很多市民遇到露天垃圾等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是找有关部门，而是给媒体打电话。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媒体的曝光和舆论施加压力才能解决问题，对于相关部门反而持不信任的态度。
四、对调研结果的思考
（一）法律角色：“街头官僚”式的基层执法者
城管的法律角色是本次研究的主题。从行政法角度来说，城管可按级别不同分为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和临时工性质的协管员。在研究中，我们关注重点的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大多数是事业编制人员和协管员。李普斯基曾用“处于低层次行政执行单位同时也是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定义城管此类的“街头官僚”。②他们处于行政机关金字塔底层，在一线直接与公民打交道，是上级意志执行的末梢环节，缺乏激励，也少有可观的升迁机会。很多城管队员在访谈中对此现象都是抱怨的情绪，而且人们对城管印象不佳，还让他们感到从事城管很没面子，甚至有人觉得因此找不到对象。
城管队员们的工作环境通常是街头等开放空间，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是混乱和危险。但基层执法者在工作中不仅受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听命于上级，也因为工作环境的复杂，他们也拥有自由裁量权以用于处理复杂的人和事。之前传递中处于国家政策的法律政策，在基层执法者环节变成了个人作出的判断。所以基层执法依照的是法律政策，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个人的主观判断。当执法者个人素质较低，或所处的具体环境将给其造成不利时，执法者很有可能会选择性执法、态度恶劣或一线弃权。这可以作为解释为何法律看起来是完善的，在执行中却矛盾重重的一个理由。
（二）法律耗散：制度逻辑与执法经验的断裂
法律耗散是王波在《执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在书中认为下级机关不彻底的法律传递和执行实际上是国家意志的耗散。③具体到实践分为科层耗散与社会耗散。我们通过调研也证实了该理论在基层执法中真实存在。武汉市大力开展的“城管革命”专项活动，在基层执法队员眼中仅仅是“上级开会，指派任务”而已，与平时的工作方式没有差别。所谓的“城管革命”，对于他们的意义是考核指标变了，任务多了，与其他部门沟通时变容易了。从他们口中我们难以看出城管有了“革命”程度的转变。而为了实现一些明确量化的目标，他们不得不加大工作量。比如防止被第三方检查员登记扣分，他们不得不在街上频繁地来回巡逻，执法成本比过去要高得多。
法律的社会耗散在王波书中指基层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律途径，比如行政谈判、劝说商量或找熟人“打招呼”等。由于各城管队员都有明确固定的管辖范围，所以他们对执法对象（尤其是小摊贩）都比较熟悉。这样一来执法过程中起到调整作用的，除了法律关系外，还夹杂着各种社会关系，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心照不宣的“法律合谋”。如此一来，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效果再次打了折扣。
（三）上层理论：国家权力触角与市民社会
美国社会学家罗威廉曾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清末汉口发达的城市社会自治，并指出国家权力控制与社会自治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④清末汉口由当时的精英阶层为主的，高度制度化的城市社团主导，通过妥协、折中、调解以及说服等社会方式使得汉口在经济、人口与文化巨大变迁的19世纪城市维持有条不紊。而清政府的官僚体制的作用则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现代多元化的社会无法实现当时家长主义的社会管理方式。代表国家权力的法律关系与原有牢固的社会关系之间保持着各负其责的混合均衡状态，并在大多数时间保持稳定。即使在法制化的基层行政执法中，仍免不了社会关系的重重影响。单单依靠法律和行政的国家权力在城市社会中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其与清末市民社会自主运作方式相较时，国家权力更显得捉襟见肘。要在现代的市民社会中真正地推行法治，应该有大部分市民对法律达到过去家长主义程度的信念与依归作为前提。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 颜昌武；刘亚：夹缝中的街头官僚。[J]南风窗。2007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