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人类学基础性学理分析（最新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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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类学范文 篇一
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其非常重视文化的多样性特点，并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以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其也存在一些优秀的研究案例。那么在开展旅游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将其作为参考依据，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旅游文化也是可行的。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与旅游文化学有关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学科分野研究，并且在识别出多种旅游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实证分析，如：均质化、人造景观、麦当劳化、游客凝视、文化真实性、旅游族群性、文化商品化等。其在开展旅游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的解释上。而我国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在旅游文化有关的研究方面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并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旅游文化本体认知上，其认为必须要先明确的界定出旅游文化的概念，才能够将其应用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中来，但是始终未能对旅游文化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这也使得关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迫切性，并且旅游文化也被赋予了工具性的特点。但是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其中产生了大量的旅游文化之实，只是还没有形成名正言顺的旅游文化之名。这也是我国旅游文化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学科研究成果无法通过旅游文化学整合；另一方面旅游实践当中存在的很多案例都没有在文化视野下降进行考察，这也是导致旅游文化本体一直模糊不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的来说，国内外在开展旅游文化研究时，在研究重点及喜好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二者都具有各自的特点。
二、旅游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当中，对于旅游文化具有明确的要求，要求能够明确的界定旅游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但是当前不管是在学者的研究还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旅游文化一词出现的频率颇高，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随着各项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在寻找一种能够摆脱旅游文化认知困境的方法，于是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来审视旅游文化的方法应运而生，其中以文化人类学视野来探究旅游文化就是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典型代表。
作为一种的特殊的、新兴的文化类型，在开展旅游文化相关研究的过程中，若是仅仅局限在旅游学的范畴当中开展相关研究，就会导致所给出的认知结果、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想真正促进旅游文化学研究跳脱出当前的困境，在现有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三、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该学科当中积累了与文化功能、文化特性、文化内涵等有关的理论体系，若是能够借鉴这些体系，应用于旅游文化的认识、解读与界定工作当中，对于旅游文化学有关研究是非常有利的。在实际的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若是在发生层面来限定旅游文化的外延，那人类学对于文化的传统认知与旅游文化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这就需要在开展相关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从深层次来探索文化人类学与旅游文化学之间的共性，如：结构、功能、内容等方面的共性，这对于确立旅游文化本体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若是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完全不做限定的开展跨学科研究，那么旅游文化就可能与多个学科之间存在联系，如：艺术学、建筑学、宗教等等，这不仅仅容易导致旅游文化本体的泛化，也容易导致出现旅游文化学被多个学科瓜分的现象。但是相对之下，文化人类学对于旅游文化学认知研究的利大于弊。可以说，在文化人类学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当中，旅游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其是在旅游这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之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在这种特殊文化的指引之下，人们能够实现某一种特殊的功能需求，但是实际情况中，这种功能需求实现与否受到目的地文化及客源地文化的影响非常大。通过旅游文化能够看到人类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对人类的存在状态有一个新的审视，另一个角度来看，要想对旅游文化的产生、形成及演变过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也可以借助于文化人学的民族志等方法开展研究，从中获取一些特殊旅游文化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升华，演变成为与旅游文化客观认知有关的积累。由此也可以看出，旅游文化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旅游文化是可行的。
四、结语
旅游人类学基础性学理分析 篇二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研究；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2
一、旅游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人类学”起源于西方，在19世纪40年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广义上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学是指文化人类学。从学术角度来讲，旅游学和人类学之间似乎没有交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领域，事实并非如此。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化传统的丧失、自然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皆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旅游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现代旅游行为的很多文化现象，如仪式、艺术、迁徙、民俗、娱乐和审美等，既是旅游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既属于旅游研究的范畴，也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所以，旅游学和人类学存在着必然的研究交集。如果运用人类学相关理论对旅游学进行研究，很多由旅游活动所带了的负面现象将会得到很好的预防和解决，实现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的和谐发展。
二、中外旅游人类学研究现状分析
旅游人类学是一门西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标志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努涅斯发表的一篇关于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影响的论文。在瓦伦斯密斯编著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中，主要从旅游者的研究视角对旅游人类学进行了研究，按照不同的标准把旅游者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旅游者的数量和旅游方式上把旅游者分为七个类别，从旅游者的目的和动机上把旅游者分为五个类别，同时又分析了促使旅游者进行旅游的十四种动机，进而实现对旅游者进行研究。第二个研究视角是旅游业所引起的东道主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特别是“涵化现象”。同时，由于“涵化现象”所引起的一系列诸多问题，例如，旅游开发与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旅游与商品化问题、旅游与民族文化的重建问题、旅游与宗教的问题、旅游与性别角色的问题、旅游与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传播问题、旅游与的问题等。在经济方面，旅游人类学家主要关注由旅游经济现象所带来的社会反映，例如，旅游相关者的职业的变化、收入的增长、贫富差距的变化、传统和阶层的变化等。20世纪70年代，西方旅游人类学家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例如纳尔逊格雷本认为，旅游者作为一种强势文化的强势群体，对东道主弱势文化的弱势群体进行所谓的“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加上二者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其交往过程中必然产生障碍，而作为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地区的东道主，要么在文化自信方面进行自我重建，增强民族自豪感，要么在旅游外来文化大潮的冲击下，迷失方向，遭受本民族文化被同化的命运。
中国的旅游人类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很多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诸如社会、文化、生态等问题，进而引起了我人类学家的关注。潘盛之的《旅游民族学》（贵州出版社，1997）是我国第一部旅游人类学专著。1999年9月，由云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召开的“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举行，第一次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我国的旅游业进行研究，学者们讨论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传承的问题，还有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变迁、族群认同、全球化与地方性关系、文化表述及文化真实性、地方文化的再建、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等问题，涉及到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和民族旅游等领域。如果从时间和代表人物方面来讲，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主要有宗晓莲、张晓萍、彭兆荣、杨慧、赵红梅、孙九霞、左冰等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研究机构，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借鉴国外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理论，研究对象多体现在对民族地区的旅游案例研究。例如，在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引进方面，张晓萍的《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在美国》、《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宗晓莲的《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评述》、《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旅游业开发与文化变迁》以及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等著作，他们对国外的旅游人类学理论进行了评述和总结，指导着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在旅游人类学的具体案例研究方面，孙九霞和左冰最具有代表性，例如孙九霞的《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左冰的“旅游社区增权研究”。
三、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及基本理论
纵观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影响和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实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体研究案例中，主要有“旅游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旅游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旅游是一种神圣的旅程”、“旅游是一种世俗的礼仪”、“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旅游与文化涵化”、“旅游与族群认同”、“旅游与商品文化”、“旅游与文化传统”、“旅游与性别问题”、“旅游与流动人口”、“旅游与民族文化重建”、“旅游与宗教”、“旅游与舞台真实性”等问题，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如文化变迁、文化涵化、文化同化、文化融合、文化认同、文化仪式、文化符号、文化象征、文化真实性等，这些都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旅游人类学理论研究的框架、体系和内容。
在研究的基本理论方面。文化变迁（涵化理论）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旅游人类学将旅游者生成社会、旅游者、东道主社会之间的互动视为涵化，旅游不仅对东道主社会产生影响、也对旅游者、旅游者生成社会产生影响。关于发展理论主要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例如，在社区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本理论可以实现积极参与控制和提供发展案例的作用。从“个人经历的转换”角度研究旅游者，就是所谓的“旅游仪式理论”，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将旅游视为一种特俗的世俗仪式，甚至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同时旅游体验也需要从心理学进行分析研究。此外，还有“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社会交换理论”、“陌生人理论”、“前台与后台理论”等旅游人类学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旅游人类学中的旅游现象与问题。
四、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方法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整体论方法、文化的互为主体性方法、跨文化研究视角方法、民族志田野工作方法、历史档案收集与统计方法、模型分析方法等。在这些研究方法中，贯穿旅游人类学研究始终的就是田野调查工作，利用旅游民族志的写法对所调查的社区、旅游者群体、旅游者生成社会进行准确而客观的描述，对文化事实和现象进行跨文化比较、分类与定性。旅游民族志田野工作，就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旅游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居住体验等方式，从而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用于验证或检查某一旅游人类学理论或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一旅游方面的社会问题。在旅游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就时间阶段而言，分为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三个阶段，就研究地点而言，主要有旅游目的地、客源地、旅游者体验过程。例如，在对文化变迁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历史复原法、剖面分析法、研究―再研究法、持续观察法等。在对旅游者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构建田野”、“空间实践”等方法，例如旅游人类学学者扮演成旅游者来了解真正旅游者旅游的全过程、对旅游后的深入回访等，这些旅游研究主要运用整体观的分析方法实现旅游民族志的写作。
五、结语
我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对西方的旅游人类学思想进行再思考，依托成熟的人类学理论和旅游学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让旅游研究批判成为必然性，让旅游人类学成为旅游研究的对抗模式，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性进行剖析，运用旅游人类学的“符号理论”对旅游系统进行阐释，对旅游文化的研究进行存在论与人类学的综合辩证，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旅游人类学理论，进而推动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晓萍。旅游人类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3]王宁。旅游社会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裴 理，男，河南周口人，硕士，三亚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助教，主要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
旅游人类学范文 篇三
“民俗旅游”是指人们暂时离开自己的惯常居住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到异地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以观察、感受、参与、体验异地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而进行的旅游活动。也有学者认为，“民俗旅游是以特定地域或特定民族的传统风俗为资源而加以保护、 开发的旅游产品”。通常情况下，民俗旅游可以是纯粹的动态或静态的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也可以是以民俗文化为重点观赏和体验对象的旅游。人类学视角下的民俗旅游文化，必须要通过本地旅游的本真性描述进行展演。
真实性在民俗旅游中具体可以分为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和民俗旅游产品的本真性。民俗文化追求的是文化传统的保存和文化环境的本体真实，是旅游客体（具体的旅游资源）纯粹的真实。民俗旅游产品追求的是游客在旅游产品中获得的真实感受， 是旅游主体（通常情况下指旅游观光客）感受的真实。旅游主体感受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使作为旅游产品的文化因素拥有不同的真实度， 只要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两者的保护都留下相对独立的空间，就有可能在发展民俗旅游的同时对民族的传统文化最大限度地进行保护。例如锦里每年最隆重的“游喜神方”活动是最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从宋代开始，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在成都的武侯祠附近举行隆重的“接喜神”活动，而且至今仍然保留这样的习俗。以其民俗文化本身解释，“喜神方”活动沿袭至今，活动的内容、方式、参与者等都基本保持原型；从旅游主体，即旅游观光客的眼中看到的表演实际上也是最真实的表演。如民俗文化中的一些要素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后， 有些就会逐步消失， 有些则会作为一种残留的文化因子以礼仪、装饰、信仰等文化要素保留下来，继续延续下去。旅游业充分赋予了这些文化因素新的社会功能， 确保了它们的稳定延续。由此可见，旅游业在维护民俗文化传统中有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正如锦里的“游喜神方”活动，如果没有开发成旅游产品，它的消亡可能会加速，但正是有了旅游，使得人们关注这种民俗事项，而且也给予了相应的保护。
二、民俗旅游中的“舞台真实”构建
锦里在进行旅游业的操作过程中，既要对游客观光客的旅游需求的迎合，又有对民族地区文化的认知和再造，可通过 “前台—帷幕—后台”功能分区来实现。
前台是为民俗旅游设计的专门旅游区，是目的地社区居民展示的空间。旅游观光客通过分享异域民俗文化的快餐，在短暂的时间内可以对东道主文化基本了解和体验。社区居民是民俗旅游资源的主人，是民俗旅游中真实性的创造者和表演者，强调居民的参与，能为舞台表演的真实性创造条件，为游客体验当地居民的真实生活搭建平台。笔者在锦里田野调查期间，对锦里6位民间艺人进行随机访谈，发现有5位艺人对其所展示的民俗技艺非常的认同，而且热衷于将该技艺发扬光大和传承下去，但是极少数的1民间艺人只是出于商业的目的进行表演，认为文化的展示和传承没有意义。所以，社区居民作为 “前台”的展示者要加强自信、 参与意识，树立该社区的认同感，而且要加强对所掌握的民俗技艺的文化自觉，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自觉保护者和管理者，积极参与到旅游开发中。
为使目的地社区文化形态能保留其原真性，需设置一道屏障，即帷幕，它是前台与后台之间的一个过渡区。在这个过渡区里，文化的商业化逐渐减弱，文化的真实性逐渐增强。从旅游规划的角度分析，在 “帷幕” 这块领域要实行有控制性的开发，旅游者进入 “帷幕区” 不以损害目的地的生态容量、经济容量以及社区居民的心理容量为前提，使其文化形态和社区生活基本保持原貌。成都及周边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一直没有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致使这些艺术散落民间以至于失传，锦里古街的建设不仅保护了民间艺术而且形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可以让游客滞留1、 2天细细玩味的人文景点，带动旅游业及周边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大大推动了成都经济的发展。“锦里”的建设正好印证这一点，其必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这道“帷幕”的实际功能可概括如下：再现成都风貌，传承老成都文化；打造成都文化旅游品牌，带动旅游经济发展。
后台是供游客审视民族文化的场域，即游客融入社区中，充分体验民俗文化的真正价值。在对后台的管理中，要重视研究者的指导作用，把握旅游产品能否体现真实性因素的具体舞台处理限度，做好民俗旅游文化发展的研究工作，为旅游开发方式提供建议。旅游开发商和决策者要充分考虑长远利益，旅游路线设计、项目设计要体现民俗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并保留其核心和灵魂要素。行政单位的有效管理是保护后台民俗旅游资源的重要力量，政府应该制定民俗旅游政策，建立指导监督机构，控制民俗旅游开发规模，对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进行抢救和传承，确保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锦里在“后台”的建设和保护方面就做的相对比较成功，比如，旅游观光客在锦里民俗街不会看到重复的民俗旅游产品，像皮影、糖人、面人艺术，在锦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方式，而且这些手艺的表演者，大多数都是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这些方面，锦里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也是有别于周边其他民俗旅游景区的竞争优势之一。
三、民俗旅游中文化的“舞台真实”展演
1、“舞台真实” 的内涵和具体表现
MacCannell 认为东道地出于自我防卫或商业目的制造了一个“旅游空间”，它是旅游业舞台化的表现。在民俗旅游舞台真实现象中，“舞台”指旅游向游客呈现的一幕幕场景，并非狭义的舞台表演。而“真实” 的理解取决于游客在民族旅游过程中的体验，因为不同的游客对真实的理解不同。民俗旅游“舞台真实”具体表现在：1、再现历史的表演。如锦里的诸葛连弩就是一种仿真游戏表演，还有现代人按照史料的记载发明的三国交通工具“木牛流马”在现有的条件下，再现已消失的三国历史文化。2、商品化的再造真实。如锦里戏台表演的川剧“变脸”，虽然以商业为目的，但能很好的将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很好的展示，这就是迎合商业化而形成的舞台真实。
2、民俗文化在“舞台真实”理论中的良性分析
民俗文化被加工搬上舞台，并非简单的商品化，而是被更好的艺术化（除非这种操作被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手段)。民俗文化本身就是艺术化了的生活，舞台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舞台艺术是民俗文化的精华部分，因为是表演，就必须展现最精彩、最富表现力的部分，这也是民俗文化主体凸显其自豪感的表现。比如锦里的丝绸商铺，除了摆设有商品柜台以外，还有大型的织锦机器和工人的织锦表演，而且恰恰这些人也是手艺的传承者。旅游观光客不仅仅可以买到称心的商品，还可以更直观的感受丝绸的加工过程，体验本土文化。搬上舞台的艺术不可能跟实际一模一样，因为它经过了人的创造，具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处理使文化更富内涵。但并不能由此就说它是不真实的 ,这不是一回事。
四、结语
在进行民俗旅游文化的展示过程中，我们清醒的应该认识到，民俗文化的真实性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民俗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所变化，而民俗文化也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的作用下得到不断的延续。锦里民俗休闲街的开发模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们得出锦里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而是多方面综合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在民俗文化的开发过程中，我们从锦里的实例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进行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旅游区的整体内容。突出体现古街的文化内涵，锦里古街的定位是民俗文化休闲街，所以在街里随处可见川西民俗，以及休闲的现代都市民俗。从门口的锦官、衙役开始一直往里，如有隔世之感。尽量将生产生活等直接植入到旅游活动中，在锦里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几乎都着民俗服饰，针对其工作性质的不同有所差异，但都是唐宋时期的是市井服饰，这不但便于规范管理而且增加了新的内容。民俗文化的开发还要做到“民俗不俗”，在民俗文化的开发过程中，锦里始终保持唯一性，即在锦里的每种民俗只允许出现一次。这样就避免了在商业利益面前的恶性竞争，降低了民俗文化的质量影响民俗艺术在锦里的发展与传承。最后，民俗文化实质是人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离不开相应的传承人，所以在民俗文化的展示过程中还要重视民间艺人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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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M].中华书局，1996
旅游人类学理论概谈 篇四
[摘要]多学科研究法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导致研究者对诸多学科之理论的借用。对其中部分理论的引介与溯源，正是本文的目的，并期望收获有益建议与指正。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理论；视角
[作者]赵红梅，厦门大学人类与民族学系2005级在读博士生。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30-009
一、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目标
英语世界的社会学学者做旅游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但似乎还尚未有学者坦然地将旅游研究视为正经八百的学问。原因不言而喻，旅游固然与审美、求知、猎奇、遁世、逃逸等高尚超脱之行为紧密联系，但其还以刻意迎合低级趣味(譬如、色情等)的恶劣形象，而被多数学者斥之为肤浅、庸俗与虚假，学者们亦因此不愿正视之。如今，学术冷落旅游现象的时代已然过去，在旅游社会科学中，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休闲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以及营销管理学，都对旅游做出了积极的学科回应。人类学首次界入旅游是在1963年，而正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是以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一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完全是从其他研究中开出的偶然之花，但不管怎样，这朵花确实符合人类学的研究旨趣。
从研究内容上看，40多年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两方面，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与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具体可细化为：一、旅游影响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的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这方面研究者甚众，主要关注主、客互动中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问题。此类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定性描述、片面评价阶段；细分量化研究阶段；跨学科、多方法结合阶段。二、旅游体验，虽然研究者不多，但此研究旨趣风格明确，主要关注“通过礼仪(rites ofpassage)”式旅游，将旅游与仪式进行比对，从中探寻一种类似“朝圣”的神圣旅游体验。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借用人类学仪式理论，但研究成果解释范围不大。此类研究逐渐激发了人类学学者对自身社会的兴趣，从而引发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叩问，譬如：人们为什么旅游，为什么出现不同类型的旅游，为什么特定旅游模式总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群体相关，影响旅游行为的因素是什么等等。此后，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在旅游人类学学者的不断调查与论证中得到运用与完善，旅游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并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应用性学科。
正如《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主编詹法・詹夫瑞(Jafar Jafari)所言，旅游人类学的目标应为：研究离开惯常环境的旅游者；研究旅游企业；研究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影响效应。而纳尔什・格雷本则对旅游人类学的未来研究提出更多的展望：1、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与不同文化背景之旅游者的比较研究；2、研究制度发展(如博物馆与节事活动)与旅游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包括“真实性”问题；3、对旅游开发与旅游游记的研究，尤其是后者，将揭示出个人社会心理生命周期中的世界观与旅游体验之间的关系；4、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研究决定此上层建筑的基础结构，亦是未来旅游人类学应该深入拓展的领域。
尽管学者们雄心勃勃，力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使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但他们亦不得不承认，就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现状而言，很强的理论意识与缜密的方法论相结合的“高兴状态(happystate)”尚未到来。当然，部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已经在旅游研究中得到运用，而对部分理论进行介绍与阐述，正是本文的主旨。
二、旅游人类学的三个研究视角
理论是拓展与提升调查成果的必要手段，如果缺乏理论的知会与提炼，实证资料的简单堆积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人类学学者而言，理论的建构主要来自田野工作与文化比较，通过田野工作这一具体实践，人类学学者了解某一文化，建构对人、社会、文化的理论。而从事旅游研究的人类学学者似乎并不关注学科界限，他们毫不犹豫地借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理论与方法，而不问其学科渊源，只要这些东西适用其研究。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并不很多，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人类学方法与视角的把握上，因此，要求旅游人类学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与特别的方法论，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而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对旅游现象能形成某些一致的观点，从而使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的学者的研究能够融合起来。总体来看，旅游人类学亦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前者主要与科学性问题有关，比如某一特定旅游形式的形成原因；后者回答与现实相关的问题，比如旅游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以下将介绍三个人类学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以及其他学科之理论在旅游基础与应用研究中的运用。
(一)从涵化与发展的视角看旅游
1 涵化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涵化(acculturation)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亦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关于文化变迁理论，必须明确几个关键词：传播、媒介传播、文化接触、采借、选择、整合、涵化。不难看出，文化传播、文化接触可以说是涵化的先决条件，而涵化则是文化传播导致的一种结果。厘清文化变迁与涵化的关系，可使研究者不仅仅桎梏于涵化理论，对于文化传播与接触的模式，亦可关注与研究。
涵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80年。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关于涵化的研究主张，对后人影响很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人类学学者专门从事涵化研究。最早的三种研究成果都于1932年出版：一是比尔斯(L.Beals)的《马约文化中的土著遗存》，着重讨论文化接触问题；二是特恩窝尔德(R.Thumwald)的《涵化的心理学》，首次提出涵化的心理学问题并对其概念与过程作了系统分析；三是米德的《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变迁中的文化》，描述一个北美印第安部落安特勒人与白人的文化接触从开始到最终的结果。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于1938年出版的《涵化一文化接触的研究》是最早的涵化研究，对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论，讨论了涵化研究的方法论等。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对涵化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最终形成完备的涵化理论。因此，人类学关于涵化的界定、原因、模式、过程与结果的阐述，都可运用到旅游研究之中。
将旅游者生成社会、旅游者、东道主社会之间的互动视为涵化，实际是一种判断，即此三者间的遭遇过程(touristic encounter)就是多种文化接触、影响、发生变迁的双向互动过程。这说明，旅游不仅对东道主社会产生影响，也对旅游者、旅游者生成社会产生影响。关于旅游者及其生成社会的文化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人类学的内化、适应、示范效应、对抗、复兴等概念都等到应用。旅游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属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因此许多关于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莫不是以人类学完善的涵化理论为研究基础的。
2 发展
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通常是指GDP的增加或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会对社会有损害”。“发展”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使用的范围则很广，指一切指向理想中目标的社会文化变化。
“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以发展为研究对象，分为广义的发展研究与狭义的发展研究两方面：前者指研究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阐述全球背景下各地区、各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后者以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为对象，主要探索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方针及至具体的政策、做法与经验等。有关发展的理论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
“现代化理论(Modemizational Theory)”于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其吸收了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关于传统与现代之分的观点，强调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中，起作用的规范与价值观是不同的。简言之，这种理论认为世界各国都有可能接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渗透与全盘传人，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由于无视国际经济格局以及不能解释某些具体事实，这种片面的发展理论招致一片骂声，也导致“依附理论”的产生。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由弗兰克等人创立。他们认为，在现行世界体系中，强国对弱国的贸易与投资只能使弱国陷入贫困与依附他国的困境，因为经济剩余都回流到强国去了。弗兰克提出“依附链条”理论，链条的一端是高度发达地区，依次是渐贫渐弱的地区，直至另一端的最贫困城镇与乡村，而弱国的经济剩余就沿着这链条，流回到强国。这一流派认为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将导致不独立、经济漏损、结构不平衡、民众怨恨、经济偏斜等后果。依附理论同样遭到实证研究的反驳，研究者亦开始不妄谈“依附”，而改谈“低度发展(Undeveloped Theory)”，因为在外来资本的帮助下，许多国家的确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发展。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的提出是以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为标志。“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必须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无论研究体系中的哪个方面，如民族、国家、地区、族群等，都必须置于整个体系中来考察；而现代世界体系在16世纪就在欧洲出现，并以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为基础，超越国家界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理论”亦并非完美无缺，它忽略单个社会的独特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过分夸大世界体系的力量，抹煞了边陲社会独立发展的历史与可能。
应该说，“发展研究”的三个理论虽然并未有足够的解释力，但人类学学者却将旅游视为一种发展现象或发展手段，在此视角下研究旅游这一复杂现象，这三个理论的内容，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中都有涉及，比如现代性、全球化导致的标准“国际(旅游)空间”在偏远山区的出现；旅游收入的渗漏(leakage)到外来利益集团、因色情旅游而引发的弱国对强国的经济与心理依附、由当地人与开发商、旅游者之间的权力、地位悬殊而造成的文化间统治一从属关系，即纳什所谓的“旅游帝国主义(touristic imperialism)”等等。当然，亦不乏因发展旅游而使经济发展、文化复兴的案例，旅游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看法，也从全面否定走向客观看待。正是在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接受、文化适应与文化复兴等方面，涵化与发展的概念得以衔接。
另一方面，在旅游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上，人类学学者也许并非完全会无能为力。在社区的发
展研究与实践上，早期人类人类学学者曾尝试过，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实证经验。
维柯斯计划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秘鲁维柯斯庄园所进行的一项较成功的社区发展研究，这项计划1951年到1964年，为期14年。他们积极介入与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教育中去，并通过研究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去改变维柯斯人的价值观，使得一个社区最终确实有所发展。在研究中，人类学学者们既是观察者，又是设计者，指导者、辩护人、保护人与变迁促进者，并因此形成一块后来称之为“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另一个称为“福克斯计划”的案例中，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们将当地人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作为行动原则，尽可能提供多种方案，供福克斯人自由选择，而不是像维柯斯计划的人类学学者那样直接介入与参与。这项计划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了几十年。福克斯计划的实施，意味着“行动人类学”的诞生。行动人类学学者在研究中只是尽量发现问题，尽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却不施加主观价值判断，这种判断由社区自身来完成。关于这两个案例的更多信息，可参阅石奕龙教授的《应用人类学》一书。
由上述两个案例，不难总结出，人类学学者对社区发展的贡献至少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积极参与控制；二是提供发展方案，促进社区自决。对于将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手段的社区而言，人类学学者的参与控制是理想模式，一段时间内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旅游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外来力量的干涉控制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续效应，况且目前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与实践中，并未获得任何特权；而提供发展方案对于间接控制消极旅游影响来说，则现实而可行，比如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概念的提出，以及人类学学者充当顾问、咨询员等手段。当然，还远远不够，而欲使人类学学者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变迁研究得以运用到实践中，以促进社区发展，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
(二)从个人经历转换的视角看旅游
“个人经历转换”这一视角，关键词是“转换”，转换意味着与原来、过去相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一样。当人们刻意追求与原来或过去不一样时，他们往往借助某类仪式来完成这种转换。范金纳普就世界各民族的仪式中归纳出一类特殊仪式，这类仪式帮助人们完成人生旅途上各个重要关口的“转换”，无论是出生、成年、成婚、生儿育女、死亡，还是晋升、离职、离婚、孀居等，范．吉内普将此类型仪式命名为“通过礼仪(rites of passage)”。“通过礼仪”的思想，对往后的人类学、宗教学有深远的影响，以至仪式研究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象征人类学大师v.特纳指出，通过礼仪的第二阶段最为重要，是整个仪式过程的核心，因为它充满“两义性(be―twixt and between)。正如罗杰・D・亚伯拉华所言，范・杰内普对提升仪式(elevation)、成长仪式(initiation)、治疗仪式(healing)、融合仪式(incorporation)与超越仪式(transience)的结构相似性提出了深邃的认识，而特纳的任务，则是根据这些认识，来分析仪式是怎样成为生命进程之标志，又是如何在人们之间生效的。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就详细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仪式过程，重点放在阈限与仪式参与者的“共睦态(communitas)”体验上。
受范金纳普与v.特纳的仪式理论所启发，以纳尔什・格雷本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将旅游视为一种特殊的世俗仪式，进而寻找旅游与仪式的相似处，以使仪式理论能够适用于旅游研究。詹夫瑞的“跳板”理论与格雷本的“世俗一神圣―世俗”的提法，都是对旅游现象的象征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分析在接近旅游本质与旅游动机方面不无裨益，但它却更适用于旅游体验的研究。仪式中的阈限体验与“共睦态”体验，都可在旅游过程中找到踪迹。“阈限”体验中的个人，体会到“自由”与“再创造”的快乐，因为来自社会规范的结构束缚被暂时解除，或暂时失忆；而“共睦态”体验，则让旅游者领略到结构社会绝无仅有的群体共同的“高峰体验”。
将旅游视为仪式的视角，并不能解释旅游体验的多样性。是否人人都有转换身份的需要，或者说，是否所有去旅游的人都是为转换身份，这一点，很难得到确认。旅游是否具有仪式的功能，是否会成为现代人的宗教替代品，亦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将旅游视为一种过渡仪式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旅游体验的全面研究。挖掘旅游体验的“深层语法结构”固然是掌握体验本质的一种方法，而对林林总总的体验类型的忽略，则是避重就轻的做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说，“……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此，人类学的民族志应该追求一种“具有厚度的记述”，即“深描(thick description)”。所谓“深描”，就在于要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这一理念在旅游体验的研究中，亦不乏学者运用。旅游体验，既需心理学的剖析，也需要通过对体验者行为之流(flow 0f behaviors)的观察与解释，来揭开这体验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渊源，而且“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对于这一解释视角在旅游体验研究上的运用，尚需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当然，研究方法与找寻规律亦非常重要，毕竟，观察一切旅游者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梭罗所言，为数清桑给巴尔的猫而走遍世界是不值得的。
(三)从上层建筑的视角看旅游
“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文化唯物主义论者马尔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与戈德利尔(Godelier)则用一种更宽泛的唯物观点来看待社会，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像人口、技术、经济、环境等物质基础，最终决定了人类的其他活动。由此可推断，旅游亦是由这些基础结构决定而出现的。把旅游看作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是由新进化论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率先提出的，他认为休闲是“与经济动态适应的上层建筑对应物”。由此，休闲研究者提出两种观点，即“满溢效应”与“弥补效应”，前者认为现代生活的表面现象满溢到了旅游活动中，后者认为旅游者在寻找生活中缺失的东西。两种观点都可以解释旅游的产生，并且都将旅游产生的原因归诸于旅游者生成社会，因此，“上层建筑”之视角针对的是旅游客源地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旅游现象之本质。麦坎内尔对旅游客源地的分析可谓这方面研究的先驱。
不过，文化唯物论者过于强调基础结构的决定作用，忽视上层建筑对基础结构的反作用。因此，虽然旅游可能对社会的其他活动施加一定影响，但在研究中，它往往只是被当作一个因变量。况且，研究者认为，旅游者不仅受自身社会“推力”因素的影响，也受旅游目的地“拉力“因素的影响。即使可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它也是不同于艺术、科学与宗教的特殊“上层建筑”，因
为旅游是一种现代人行为的社会外逸出，其反作用更多地施加于自身社会之外。譬如人们司空见惯的旅游模式：欧美的单枪匹马、日本人著名的团队旅游、后现代青年的另类旅游等，都是自身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另一种文化类型中的展演。不过，旅游者生成社会的基础结构所决定的，决不仅仅是旅游模式，其他方面，如旅游需要、旅游行为、旅游体验等，都或多或少地被它决定着。然而正如前述，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客源地的研究还远未开始，“上层建筑”的视角能做些什么，尚待到实践中去探索与求证。
三、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
人类学学者的旅游研究，并不十分关注学科界限，这一点可从卷帙浩繁的旅游民族志或专论中看出。人类学学者与社会学学者都倾向于在对方的领域里挖掘自己的所需，因此，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社会学、心理学理论随处可见，以下将对其中几个常见理论作简要介绍。
(一)旅游的界定
“旅游”概念的界定是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因为只有澄清旅游现象的性质，研究才有深入的可能。麦坎内尔与科恩都曾对旅游做过界定，但前者以偏概全，认为旅游者就是观光者，后者的归纳较为全面，但失之简练，与人类学缺乏直接的关联。与“休闲、工作”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旅游概念又试图将一切休闲活动视为旅游，显然，不是所有休闲活动都可定义为旅游。
在法国社会学家乔弗里・杜马泽迪尔(Joffre Dumazedier)“休闲”理论的启发下，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概念与休闲的某种特性联系起来。杜马泽迪尔值得借鉴的论点就是：休闲是自由，即能够从公认的社会主要责任中解脱出来。其“休闲”有“纯粹休闲(pure leisure)”与“半休闲(semi-leisure)”之分，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寻找“纯粹休闲”的特性，此特性就是“旅行(travle)”。人们公认，旅游者应该是寻找生活变化的人，因此合格的旅游者必须离开家居社区，离开就意味着旅行。当然，对于旅游者生成社会而言，旅游就意味着休闲与旅行，而就整个旅游过程而言，它还意味着主、客间的跨文化互动、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影响、旅游的历史等。为此，纳什建议：人类学者可将旅游视为两种、或多种文化在历史上的交叉产物，这样，旅游就变成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拔拔旅游者旅行而至，随之与东道主社区发生一系列互动，它影响着所有介入此过程的人群与文化。
(二)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
“社会交换”概念有许多学科来源，比如人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与莫斯(Marcel Mauss)的交换概念都不大适用于旅游中主、客间的互动研究，倒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关交换理论可以借用。
埃克(Ekeh)的“一般交换(generalized exchange)”理论。比如在旅游者与当地人的互动(touristic transactions)中，文化的示范与交流并非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影响效应会扩散到下一拔旅游者或旅游社区的其他成员身上。其他譬如Skinner的“行为心理学”、盖奥里格。齐美尔(GeorgSimel)的“冲突社会学”、霍曼斯(George Casper．Homans)的建立在公平原则上的“六命题”，都可为旅游者、旅游中介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各种互动(give and take)提供理论资源。以上理论涉及颇广，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三)“陌生人(strangerhood)”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盖奥里格・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早为社会学者所熟悉，“陌生人”与人类学的“他者”正好对应起来，前者是旅游者，后者是东道主。齐美尔认为，“陌生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旅游者，似乎非常贴近于齐美尔的理想型“陌生人”，“现实中近在眼前，文化上远在天边”。结果，主、客间的互动成为熟悉与疏远的奇怪混合物，于是对待彼此既像同类，又如远客。当然，由于旅游频率与旅游人数的不同，这种互动的性质亦会相应不同。“陌生人”的出现，勾勒出一条明显的族群界线，强化着当地人的族群认同，这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前台”与“后台”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兴趣在于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面的具体互动细节，展示那些隐含着的、不公开的互动规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主要探讨一个问题：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出一个印象的？或者说，运用哪些技巧使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来让别人产生一种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戈夫曼对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证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都有一定影响。首先，’戈夫曼将戏剧表演的“舞台设置(setting)”定义为“前台(front)”，进而将之隐喻为“个人前台”，后者的组成部分有：官职、地位标记、服饰、性别、年龄、身材与外貌、仪表、言谈、表情、姿态等等，这是个人呈现给其周围环境的“前台”，是潜意识下的刻意“表演”，亦是他期望让别人看到的一面。如戏剧一样，“前台”具有理想化、神秘化、甚至误传的特性。“后台”是表演者能够确认没有观众能够闯入的地方，在此他们不需要表演，相对于“前台”的表演，“后台”即为真实的呈现。对于个人而言，其在行为上无意中流露的真实，就是“后台”。当然，整个戏剧的呈现需要场景、剧班人员、表演、沟通等环节，这些在个人生活中亦可找到对应的隐喻。
麦坎内尔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中专辟一章，论述“舞台真实(stage authenticity)”，他认为寻找“真实性”的旅游者，往往看到的是“前台真实(即舞台真实)”，这是东道主刻意提供给旅游者的，或者说是他们期望旅游者看到这精心布置的“前台”后，能产生他们期待的印象，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出于保护传统文化或是真实的文化已不堪搬上舞台。总之，“舞台真实”因为有别于“后台”而被研究者们认为不真实。而所谓的“后台真实”又是东道主处心积虑的安排与设计，它让旅游者以为进入了“后台”，实质上却是装扮成“后台”的“前台”，但此举满足了旅游者对“后台”天生的好奇感。当然，“前台”与“后台”的设置，需要有表演者、场景、不可或缺的细节，以让旅游者觉得真实。在“前台”与“后台”之间，旅游者、东道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观看者、表演者与旁观者，他们共同搭建了这两个舞台，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两个舞台，考察三者间的互动，进而揭示旅游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
以上介绍只属挂一漏万，旅游人类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用，远不止这些。其他譬如“示范效应”、乘数效应、“畅爽”理论、“真实性”理论、“商品化”等，都在旅游研究中频频出现，这些都亟待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追根溯源，以免误用。
四、未来的研究
(一)困境
正如《旅游者研究》(Tourist Study)编者所言，当前的旅游研究已陷入到困境中。
首先，旅游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发展，而旅游研究团体却仍属新手，他们对旅游者的研
究，还只限于追踪与记录大量相关案例与旅游者类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旅游者研究仍被政府、企业所支配，这成为旅游市场调查的重要部分；二是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背景所限，他们缺乏分析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并将之理论化的能力。许多旅游研究者往往只依赖一小部分核心理论家”，而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则以其标准化的解释、公认的理论以及原创性观点，而令人茫然失措。正如莫里斯(Morris)所说，学术的“繁荣”不仅意味着研究数量上的扩展，而且还暗示着对一种特定方法的重复、巩固与模式化运用的倾向。
其次，对旅游的理解，已囿于将之视为一件事、一件产品、一种行为，而且尤其是一件经济事项。对此，罗杰克(Rojek)与厄里(Urry)曾指出：旅游性质的确定，问题重重。那些刻意集萃社会、文化重大事件以吸引游客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旅游者爱好、旅游模式与族群认同等问题则被认为是旅游经济体系所衍生的非核心内容。
再次，旅游研究通常只限于将旅游视为一系列孤立的地方性事件，旅游目的地，则是有边界的空间区域，被动地接受外来力量的影响。由此，旅游就成了与旅行、到达、活动、购物、离开等相关的一系列无数孤立的事件，而旅游者则成为冷酷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旅游者研究亦成为对旅游者类型的执迷追逐，这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与市场调查之间的“不幸联姻(unhappy marriage)”。
最后，旅游研究的理论匮乏。不仅如此，大量旅游研究的概念与理论方法尚未得到严格检验，而不断累积的田野研究亦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亦因此对理论构建毫无贡献。
以上评论虽然并非绝对正确与全面，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揭示出旅游研究的现状与缺陷，某些状况尚未出现在国内，但上述警示或许可使部分研究者少走弯路。
(二)展望
首先，要对旅游有新的认识。旅游不再单纯是某种消费产品或消费模式，而旅游现象也突破了早期那种被视为“现代国家生活的镜像反观或短暂仪式”之时代，而呈现出“跨国界现代生活’’的形象，因此，旅游的移动性与感受性就成为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旅游不再局限于一项孤立的活动，或是清晰完整地囊括在特定区域与特定时段内，它成为一种多维的、全球性的社会生活，不会再仅仅是被看作是离家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所发生的系列事件了。它是包括移动性、变动性、寻找真实性、逃避、经济调整、全球化、场所消费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内的复杂现象。旅游研究需要反映出这种现象的新意义。那么，旅游究竟会演变成什么呢，L6fgren在1999年的论断对这种预测可能会有帮助。
将度假活动视为一个文化实验室，人们在此能体验到不同层面的认同感，社会关系，与自然的互动，其间，他们会利用白日梦(daydreaming)与心灵旅行(mind-travelling)等文化技巧。总之，旅游将成为一个舞台，而幻想(fantasy)则是这个舞台上的重要社会实践。
其次，要反映出旅游现象的新意义，必须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譬如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表演研究、休闲学、人文地理、文化研究、消费学与都市研究等，这些学科的理论亦可在旅游研究中得到重新论证与检验。当然，多学科方法与跨国界研究人员的结合，将会使旅游研究更加广阔与深邃，因此激励非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加入到旅游研究中来，势在必行。
再次，发展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分析社会结构、中介与文化在现代性背景下的关系，及其对旅游社会实践、旅游政策的影响；旅游形象的功能、象征、文化展演过程与指号过程等。
最后，不难看出，旅游者生成社会的变化与旅游者行为模式的演变，将带给被旅游地区或人(touree)与早期旅游不一样的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研究焦点。同时，旅游业，亦将接受这新变化而相应改变其生产、营销策略，这一系列变化，对在田野点“疲于奔命”的研究者而言，不啻为另一种挑战。
纵观之，多学科研究方法已成为旅游人类学最大的特征，这与之源起时间不长有关。然而，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任何社会研究之理论都有可能对此做出相应解释，因此，理论借鉴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对理论的运用，而理论的运用则与调查方法有关，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方法或许可能为理论的运用指引正确的方向。
旅游人类学范文 篇五
[关键词] 旅游资源范畴；社会旅游资源；分类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7-0144-03
[作者简介] 毛卫东，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与管理；
黄震方，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与旅游管理；
杨春宇，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贵州财经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规划与管理 (江苏 南京 210046)
一、引言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1]。旅游资源的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需求的多元化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变化、发展。受传统的旅游产业化思潮的影响，人们往往将工业产品的开发方式用于旅游产品，将旅游资源专门化、物化、景观化。其实，当代大量的社会事象(事物和现象)、社会活动都是可以利用的旅游资源，但因为其较为隐性、多变和缺乏预见而常常被忽视。而这部分资源恰恰是与人类社会和人的旅游需求同步发展的，是旅游资源中最具活力和开发潜力的部分。为此，有必要对其内涵、特征、范畴和内容进行进一步探讨。
自王立纲(1983)在我国最早使用了社会旅游资源概念以来，这一概念便被广泛使用于国内的相关研究。对社会旅游资源的认识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其内涵和特征的把握；二是社会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的关系，主要有从属、并列和两者交融为人文社会旅游资源[2]三种观点。
研究方法主要还是通过社会现象的枚举去解释“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和活动”这一相当宽泛的内涵。对于什么是社会旅游资源这个核心问题，缺乏明确的概念与范畴的界定。由此造成在学术研究上，相关的旅游资源类型和概念混用、社会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的范畴不清；在指导实践上，泛化了人文旅游资源，弱化甚至忽视了对大量社会旅游资源的及时挖掘和充分利用。
二、社会旅游资源的概念及特征
1.社会旅游资源的概念。“社会”、“旅游”、“旅游资源”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文”、“人文资源”在社会学和旅游学领域中都是范畴广、争议大的一组概念。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旅游资源进行了概念界定。
彭一万(1991)提出“社会旅游资源是指与人类社会生活有紧密联系的事物和活动”[3]；王克起(1998)强调社会旅游资源是“特定区域的人群”[4]；郑小琦(2000)认为“社会旅游资源是现代社会创造的”[5]。丁季华(1999)认为“社会旅游资源还包括会议、商务和城市景观”[6]；其他的还有，马晓冬等(2004)认为“社会旅游资源是以抽象人文吸引物为主体[7]；王文才等(1994)认为“与社会旅游资源相比，人文旅游资源是人类创造的具有长效性、永续性价值的各种建筑物”[8]，等等。
作者认为：(1)社会旅游资源的内涵“与人类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事物和活动”过于宽泛，必须用明确的外延加以界定。(2)根据资源属性进行分类，非自然的就是人文的，社会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不能并列。(3)旅游资源的范畴是变化、发展的，用枚举法去定义难免“刻舟求剑”、“以偏概全”。(4)将“有旅游吸引力的人群”归入社会旅游资源，契合了“社会”的人类特征，但“人类”必须以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为载体才能转化为旅游资源。(5)用时间尺度去界定具有很大的创新，但“现代社会创造的”范围还是过大。且缺乏分类原因的说明，分类意义不够明显。
对于社会旅游资源概念的界定应从其人文属性、功能体现和时间尺度三个方面深化分析：首先，从人文属性的视角。社会资源一般包括人口和劳动力的状况和分布以及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设施等。人文资源就是人工的制品，包括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社会资源侧重于人和与人相关的事象及活动，人文资源侧重于人的创造物，他们都具有人文属性。但无论何种资源，只有能够成为旅游吸引物(或因子)，才能转化为旅游资源。从概念上分析，社会资源的人类本身不能成为旅游资源，人类只有与一定的空间、事象和活动相结合才可能成为旅游资源。同时，与人相关的自然资源一旦被人类所作用也就具有了人文属性。所以，从旅游资源属性上分类，非自然的就是人文的，社会旅游资源应该从属于人文旅游资源。其次，从时间尺度的视角。社会资源具有地域性、种群性和历史性。认识社会资源，必须赋予其一定的时间尺度。许多西方学者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源的，1980年法国皮埃尔・布迪诺(P・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现在的和潜在资源的集合体[9]。可见，历史的社会旅游资源已经可以归入人文旅游资源，把握社会旅游资源的时间尺度应该是当代的。最后，从功能体现的视角。社会旅游资源和当代人文旅游资源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主体功能是什么？”。社会旅游资源具有自身的主体社会功能，比如：现代工程、现代建筑、会展活动、赛事活动等，只是因其同时具有了体验性和景观性而在主体功能之外延伸出旅游功能；而当代人文旅游资源的主体功能就是满足人的旅游需求的旅游功能。
作者认为社会旅游资源与人的社会性、资源范畴的拓展性、旅游需求的多样性高度契合，是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旅游资源类型。它是指以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为载体、具有旅游吸引力的当代人类，及由当代人类所创造的、不以旅游为主体功能的，与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现象和活动。它与遗存的人文旅游资源、当代人文旅游资源共同组旅游资源。
社会旅游资源在旅游资源分类体系中的地位归纳如下(见下图)：
2.社会旅游资源的特征。社会旅游资源属于人文旅游资源的范畴，时间当代性将其与遗存的人文旅游资源相区分，主体功能的社会性将其与主体功能为旅游的当代人文旅游资源相区分(表1)。
在此基础上，社会旅游资源还表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1)状态的变动性。随着旅游需求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大量具有体验性和景观性的事物、现象和活动等社会旅游资源不断涌现。但其状态往往是变动的，存在挖掘、消亡和转化三种情况。比如：南京长江大桥，最初只是一个交通设施，但由于它的独特性、景观性等特征，使它具有了旅游吸引性并为旅游业所利用，在交通功能之外延伸出旅游功能，成了社会旅游资源(这是挖掘)；随着条件和人们旅游观的改变，原有的特性被覆盖、取代，它的旅游吸引性下降，逐渐退出了旅游资源范畴(这是消亡)；假如，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条件的变化，南京长江大桥作为交通设施的主体功能退化或者不存在了，但它还具有特殊的旅游价值，可以服务于旅游业，这时就可以将其主体功能转化为旅游，成为当代的人文旅游资源。此外，还有一种转化可能，即由于它在特定时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可以转化成未来的遗存类人文旅游资源(这是转化)。
(2)表现的隐蔽性。一方面，社会旅游资源的旅游功能是在主体功能之外延伸出来的，表现为相对隐性、间接。许多当代的建筑、设施，往往在建成之后和使用过程中，其旅游价值才被认识。另一方面，许多属于社会旅游资源的人物、事件和活动都具有短暂性和时效性，需要有敏锐的眼光、周密的策划和巧妙的运作才能被挖掘利用。最后，社会旅游资源是外延不断扩展的概念，它与人的需求和人类社会同步发展，人类多样、多元的旅游需求和人类社会大量的复杂事象都具有一定的内在性、复杂性和发展性，表现较为隐蔽。
(3)范畴的广泛性。社会旅游资源与当代人的生产生活同步发展。主观上，旅游需求的发展要求我们扩大社会旅游资源的范畴；客观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能提供越来越多的社会旅游资源。社会旅游资源既有具体的又有抽象的，既有静态的又有动态的，既有单一的又有综合的。此外，社会旅游资源还包括大量的旅游吸引因子。这些吸引因子既可以转化为独立吸引物，也可以整合成综合吸引物，它们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旅游资源的范畴。同时，大量的社会旅游资源被用于满足旅游的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旅游的人本化、个性化彰显，新的旅游需求、旅游方式不断涌现，旅游体验的深度和广度大大增强，旅游的影响已经并不断超越经济范畴而走向更深远的社会层面[10-11]。这一时期，旅游社会属性的基础地位和引领趋势明显上升，当代大量的科技、体育、文化等与人类生产生活相关的设施不断地被开发出旅游功能，越来越多的社会旅游资源被用于满足旅游的社会功能[12]。
(4)载体的人类性。社会和人文既是现象也是过程。从现象的视角看，社会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和。“是一种大型的、长存的、自足的自我持续的群体，它由相互作用的人们组成，而这些人分享和共通一定的价值与信念[13]。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是一个由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人类能力与习惯组成的综合系统[14]。所以，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是这样的人类：他们共享着文化，创造着人文。社会旅游资源的载体既包括人类(个人或者人群)，也包括人的活动和与其相关的要素(环境、设施等)。而当代人文旅游资源的载体主要是人类的各种创造。社会旅游资源的核心是当代的人类，与一定地域空间结合的人类，他们的创造、他们的活动都可以形成独特的旅游资源。
三、社会旅游资源的内容体系
基于以上对社会旅游资源概念和特征的认识，以郭来喜先生等(2000)对旅游资源分类为参考(将人文旅游资源分为历史遗产、现代人文、抽象人文和其他四类[15])，将其“现代人文”中旅游功能非主体性部分和“抽象人文”中现代部分抽取，并从以人为本和与当代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角度将其外延扩大，社会旅游资源可分为设施、事件、人物、活动、环境和其他六类(见表2)。
四、结语
旅游资源的属性分类问题是旅游学的基础问题，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社会旅游资源属于人文旅游资源，时间的当代性、旅游功能的非主体性是界定其概念的关键，也是它与遗存的人文旅游资源、当代的人文旅游资源的区别所在。廓清社会旅游资源的概念和特征，可以进一步梳理旅游资源的分类依据和类别关系。同时，能够引导人们更多的从人本主义的视角、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旅游社会功能的视角以及社会和谐的视角去深刻认识社会旅游资源，丰富和拓展旅游资源观。重视社会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整合并推进社会资源旅游化，是促进旅游与社会、经济、文化共同繁荣和协调发展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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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类学发展述评 篇六
摘 要：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旅游人类学在西方诞生以来，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无论是在理论成果上还是在科研产出上都收获颇丰。而国内的旅游人类学由于起步较晚，与西方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唯有不断地借鉴和学习，并在实践中为我所用才能加快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步伐。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影响研究；社区；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45-04
一、国外旅游人类学发展历程回顾
1899年，意大利政府统计局的博迪奥《外国人在意大利的移动及其花费的金钱》，这是目前广泛认可的最早见之于记载的国外旅游研究文献[1]。人类学参与旅游现象的研究较为晚近，狭义的旅游人类学即指严肃的、专门从事人类学的旅游研究直到20世纪中叶才出现。纳什认为严肃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起始于努涅斯1963年发表的关于周末在墨西哥村庄旅游的一篇文章。格拉本则从学科性质的角度将人类学介入旅游的研究时间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2]。
1973年人类学家加法尔・加法里创办了《旅游研究纪事》，该刊现在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旅游学术期刊；1977年瓦伦・史密斯编著了旅游人类学著作《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被旅游学界的《旅游研究年刊》称为旅游人类学的里程碑[21]；之后，纳什在《现代人类学》上发表了《旅游：人类学的一个课题》[3]。20世纪80年代以后，旅游人类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帮助解决旅游发展中所产生的许多社会伦理、经济文化冲突和生态环境危机等重大问题的应用[4]。
（一）旅游影响研究
早期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主要思考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利或是弊[5]。早期的人类学家大多对旅游业为目的地社会带来的影响持否定态度。如纳什的著名论断：旅游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游客是某些强权势利的不明智代表[15]。格林伍德在《文化能用金钱来衡量吗？――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旅游文化商品化问题》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旅游业进一步导致贫富不均，似乎加剧了社区内裂痕的出现[23]。厄尔巴诺维兹在《汤加旅游业再审视：持续的麻烦时期？》中，对旅游业为汤加本地经济和文化所带来的潜在破坏力表示担忧[23]。克里斯特尔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托六甲的旅游业》中对旅游业给托六甲地区所带来的变迁感到叹息，这种变迁导致珍贵的传家宝或文化制品消失的速度加快[23]。
也有一些早期研究者对发展旅游持肯定态度。如戴琦在《旅游业对美国西南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研究》一文中指出：旅游促进了当地艺术品的生产并使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增强了印第安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自豪感，同时，他们不必再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或免受失业之苦[23]。麦狄娜考察了伯里兹城附近的玛雅村庄San Jose Succotz，发现游客对玛雅文化的好奇促使当地村民复苏和保留了一些玛雅文化精髓[6]。麦基恩对巴厘岛、科恩对泰国、波斯维恩对马耳他和曼斯浦格对布拉瓦海岸的研究，均认为旅游是良性或有益的发展途径[5]。
20世纪70年代末，以较客观的态度思考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例如，佩克和莱皮在《北卡罗来纳州三个沿海城镇的旅游业与发展》一文中指出：旅游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循环趋势的涵化过程，在涵化各群体力量大体均衡的情况下，社区混乱和分裂会降到最低程度[23]。韩国人类学者蒙80年代末调查了一个日本山村，认为外来力量控制下的开发对当地生活的影响是“害”与“益”同时存在。1989年史密斯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再版，在1977年的第一版中，学者们大多只把旅游当作引发当地社会变迁的因素，十多年后的跟踪调查使许多学者把旅游之外的一些因素也囊括到了引发变迁的可能性因素行列[5]。
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8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旅游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噪音、交通拥挤以及犯罪率上升等负面问题上，并提出相应对策。90年代后，学者们又将目光转移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5]。
总体来看，20世纪的旅游影响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变迁”问题。学者们提出了“涵化”的概念，涵化是指异质的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学者们认为涵化是导致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原因[22]。特别是外来游客的涌入，通过“涵化”过程，对当地人的生活、文化价值观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东道地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17]。
（二）游客研究
旅游者往往被看作是广义的游客，他们的行为特征、分类、行为的影响、旅感受等往往会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对象[6]。史密斯把旅游者分为5类：民族旅游者、文化旅游者、历史旅游者、生态文化旅游者、娱乐型旅游者。科恩也把游客分为5类：现实性游客、实践性游客、经验性游客、娱乐性游客、转移性游客[8]。麦克米尔和凯特在研究伯里兹城的Ambergris Caye岛的旅游影响时，把游客分为投资型游客、国外退休移居游客、巡游型游客三种，不同类型的游客对当地旅游的影响也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游客的分类问题较为复杂，一般认为与工作取向相悖。如格雷本、乌瑞都提出了旅游并非工作，游客不是工作者的观点。科恩认为有些群体，如商业旅行者、旅游雇员、与会代表、出访官员等也是一种游客。乌瑞里和里齐尔把这些游客称为“工作型游客”，并指出工作只是他们继续旅游的方式，与东道主的接触仅局限于经济交换范围内[6]。
有学者把旅游与人生经历仪式相比，认为旅游也是一种通过仪式，是游客从一种经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验状态的过程。范・杰尼普（1908）是把人生通过仪式进行扩展研究的第一人。利奇（1961）把人生通过仪式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特纳（1969，1974）把人生通过仪式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并与旅游行为相类比，深化了杰尼普等人的观点[5]。格雷本将旅游称作是“神圣的旅程”。他认为旅游是一种世俗化的仪式，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以前由宗教仪式完成的功能。并认为人们之所以旅行是出于消遣、玩乐的需要，他还进一步提出人们有一种倒换原有的生活经验的需要[5][16]。
一些学者还提出，游客的旅游经历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文化冲击造成的心理障碍以及旅游时与当地人接触造成的不良印象等。学者们还注意到影响游客行为体验的因素，如旅游的类型、游客集团的状况、目的地社会的特点等[5]。
（三）旅游真实性研究
真实性问题最早被引入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布尔斯丁首先揭示了旅游业中的“虚假事件”。他指出旅游吸引物都是人工产品，游客被“虚假事件”取悦和欺骗[9]。麦肯内尔详细地论述了“舞台真实”，他认为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看到的往往是东道主刻意营造出来的“前台真实”（即舞台真实），“前台真实”因有别于“后台”而被研究者们认为不真实[10][18][24]。科恩将“真实性”看作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不同的人对真实性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此外，科恩还将时间因素引入到对“真实性”的分析中，认为真实性是逐渐形成的。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旅游活动可能随着时间发展而被当作是当地“真实的风俗”，那些起初为了出售给游客而制作的手工艺品也可能最终会演变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真实产品”[9]。
关于“舞台真实”会不会破坏文化的真实性，人类学家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舞台真实”是对传统文化真实性的“亵渎”。如格林伍德在《文化能用金钱能衡量吗？》一文中认为文化商品化会导致文化内涵的丧失[23]。持另一种态度的学者则认为，“舞台真实”不仅保留了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使得当地文化得以保持下去，同时又起到了吸引游客的作用[11]。
（四）社区参与研究
近年来，社区参与逐渐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关于旅游开发对社区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这三方面[12]。马西森和沃尔指出旅游社区的影响源自游客、东道主社区、目的地环境之间相互交换的复杂过程[6]。
厄尔巴诺维兹一直十分关注汤加的旅游业发展，他指出日益增长的游客人数会使汤加这个小岛面临严峻而深刻的问题，同时，旅游业对当地经济和文化也存在着潜在的破坏力[22]。克里斯特尔评估了旅游业对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托六甲社会的影响，他指出新生的旅游业的短期影响应该视为是积极的，然而其长期影响表明托六甲的未来并不乐观，尤其是随着旅游业而来的商品化为当地文化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担忧[32]。此外，森耶的《变化中的旅游和游客观念：以加泰罗尼亚的一个疗养小镇为例》，佩克与莱皮的《北卡罗来纳州三个沿海城镇的旅游业发展》都是在讨论旅游业与社区发展的关系问题[23]。
旅游业对农村社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史密斯和克兰尼齐考察了美国落洛矶山西部四个农村社区，检验了农村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消极影响的感知。科恩研究了墨西哥州印第安萨巴特克人的踏板纺织业，并讨论了纺织业和旅游业对当地社区发展的作用。约瑟夫和卡弗里研究了一个宗教旅游社区的旅游影响问题等[6]。
二、国内旅游人类学发展历程回顾
中国的旅游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的人类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旅游研究。
很多早期研究大多集中在“旅游文化”和“少数民族旅游”这两个话题上。1986年，《旅游学刊》创刊，该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录了许多关于旅游研究的论文。1996年，南开大学旅游系创始人申葆嘉在《旅游学刊》上连载了著名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系列文章，首次在国内使用了“旅游人类学”概念[13]。1997年，潘盛之出版了《旅游民族学》一书，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旅游与民族”的关系。1998年，王筑生出版了《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一书，其中收录的彭文斌的论文《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及中国学术界的参与趋势――兼论西方人类学界对民俗旅游发展“后效应”的思考》，从人类学的立场分析了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趋势，并对西方人类学界研究民俗旅游发展的“后效应”问题进行探讨[13]。1999年，香港学者张展鸿发表《从人类学角度透视旅游业――以香港为例》一文，首次用人类学方法与原理剖析了香港旅游业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14]。1999年9月29日―1999年10月1日，以“旅游、人类学和中国社会”主题的旅游人类学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法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的50多名人类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促进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有学者将其视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的起源和开端[13][20]。
（一）对国外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和引进
最早的译著当属章建刚翻译的拉里・沙内的一篇质疑旅游真实性的文章，于1995年发表在《世界哲学》杂志上。1999年昆明会议召开之后，国内学者开启了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进行翻译、介绍和引进的历程。如在《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收录了由杨慧、王庆玲、李全敏、刘永青、张文力等人翻译的埃里克・科恩、爱德华・布鲁纳、纳尔逊・格雷本、希特・A・比特思等西方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的论文[14]。
从2000年开始，国内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翻译、介绍与引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成果多，涉及内容也广，如介绍西方旅游人类学产生的背景、代表人物、研究成果、研究流派、方法与理论等[19]。云南大学的张晓萍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晓莲是最早将旅游人类学引入中国的学者，张晓萍在2000―2005年间，分别发表了《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在美国》、《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透视云南旅游工艺品的开发》、《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等论文；2007年翻译迪恩・麦肯内尔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宗晓莲于2001年发表了两篇论文：《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2004年翻译纳什・戴尼森的《旅游人类学》。覃德清、戚剑玲2001年发表了《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光映炯2002年发表了《旅游人类学再认识》。彭兆荣、赵红梅2009年翻译纳尔逊・格雷本的《人类学与旅游时代》。杨慧2008年翻译约翰・尤瑞的《游客凝视》。
（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努力
2004年，高路加的《中国旅游人类学纲要》和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同时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所著的最早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专著。大体上来看，国内学者所做的本土化努力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主题：
1.旅游影响研究
1996年，戴凡、保继刚在合著的论文《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态度为例》中通过调查大理古城居民对学英语的态度和掌握英语的程度来研究旅游开发对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25]。
宗晓莲的博士学位论文《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文化为例》详尽地分析了旅游开发对当地民族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26]。此外，她还《旅游地空间商品化的形式与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古城为例》，仍然是以丽江为例做的影响研究[27]。她的另外一篇论文《试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也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14]。宗晓莲与戴光全合著的论文《节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其旅游影响――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旅游人类学解读》分析了以旅游、经济功能为指向的民族节事活动必然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生影响[28]。
彭兆荣于20世纪80年代末留学法国，2003年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师从著名的格雷本教授[29][30]。他在论文《“东道主”与“游客”：一种现代性悖论的危险――旅游人类学的一种诠释》中警示：切不可以牺牲地方性文化资源为代价，削弱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1]。杨慧在论文《旅游发展与丽江古城命运的思考》中指出古城的文化底蕴逐渐遭到商业化侵蚀的现实，同时还提出了如何保护古城文化的建议[32]。她在另外一篇论文《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中则认为民族旅游的开发推动了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33]。光映炯在论文《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艺术变异研究――以丽江大研镇纳西族东巴艺术为例》中，剖析了旅游所带来的影响：东巴艺术逐渐由“民间艺术”转为“旅游艺术”，其功能也由祭神和民族内的自娱转变为追逐时尚和经济利益[34]。张晓萍与刘德鹏合著的论文《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对目的地负面影响研究述评》中梳理了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业所做的负面影响研究。论文还着重探讨了云南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7]。
此类研究主题的论文还有郭颖的《试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泸沽湖地区为例》，刘晖的《“摩梭人文化保护区”的质疑――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马晓京的《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张瑾的《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影响的人类学探讨――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郑晶的《文化的变异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影响》等。
2.旅游真实性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阐述、分析和总结真实性理论，这类文章有：吴忠才的《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与表演性研究》，彭兆荣的《民族志视野中的“真实性”的多种样态》，张晓萍的《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李旭东、张金玲的《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胡志毅、曹华盛的《西方旅游真实性研究综述》，周亚庆、吴茂英、周永广、竺燕红的《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及其比较》等。
还有一种是将真实性理论应用于国内的旅游现象并进行研究。这类文章有：赵红梅的《旅游业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廖杨的《旅游工业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田美蓉的《游客对旅游歌舞产品真实性评判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歌舞为例》，李应军的《民俗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问题探讨》，宋秋的《旅游真实性问题之实证研究》等。
3.社区参与研究
以孙九霞、保继刚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学者，围绕着社区参与的内容、方式以及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实证研究。
孙九霞、保继刚在《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中提供了景区社区一体化的社区参与的典型个案[35]。他们在另外一篇论文《旅游发展与傣族园社区的乡村都市化》中则对以旅游发展为动力的傣族园社区进行了乡村都市化的关联性分析[36]。他们所发表的有关社区参与研究主题的论文还有：《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遇龙河案例》、《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世外桃源案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等。
其他学者所进行的社区参与研究有：刘纬华的《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胡志毅、张兆干的《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程占红、张金屯的《芦芽山旅游开发对社区的影响》，陈飙、钟洁、杨桂华的《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的限制性因素研究》、于萍的《社区参与古镇旅游发展研究》、左冰的《西双版纳傣族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行动逻辑――兼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状况》、颜庭干、雷天来的《村落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证研究――以江西婺源县长溪村为例》等。
三、结论
旅游人类学在西方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建树还是在成果产出上都初具规模。相比之下，国内的旅游人类学由于起步较晚，还存在着研究队伍尚未形成规模、科研成果不多等问题。尤其是从学术的角度看，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无法与西方相比[20]。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的旅游人类学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和经验为己所用，对于这一新学科的发展还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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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类学范文 篇七
智慧旅游由数字地球、智慧地球的概念延伸而来。2008年底IBM提出“智慧地球”战略规划，智慧旅游是智慧地球在旅游行业的拓展。旅游业与物联网、互联网及空间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融合发展，旅游业历经旅游信息化、旅游数字化、旅游智能化到旅游智慧化的发展过程。2010年江苏省镇江市在全国开创性提出“智慧旅游”概念；2011年我国正式提出“智慧旅游”的构想，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通过信息化引发旅游发展战略、运营方式和产业格局全面变革的发展思路和工作重点。国家旅游局同年提出我国将争取用10 年左右时间，把旅游业发展成为高信息含量、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初步实现基于信息技术的“智慧旅游”。2012年，建立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2014年确定旅游宣传主题“美丽中国之旅？智慧旅游年”；为保障智慧旅游发展，国家旅游局在2015年1月份《关于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促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明确提出强化队伍建设，建立智慧旅游人才培养体系，积极开展智慧旅游专业培训和智慧旅游交流活动，为我国智慧旅游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劲旅智库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在线市场交易规模约达5402.9亿元，较2014年3670亿元同比增长47.2%。在线旅游市场和智慧旅游发展为智慧旅游人才建设提供了机遇。探索基于智慧旅游视角的旅游管理OPEC人才培养模式成为研究重点。
二、智慧旅游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信息技术对旅游业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研究，Pauline J. Sheldon（1997）在其《旅游信息技术》一书，全面介绍了促进旅游行业发展的各种信息技术。 Hannes Werthner等（1999）在《信息技术与旅游业：一种挑战性的关系》一书中指出信息技术对传统旅游业的产生的挑战和影响。Hung J C（2011）在云计算环境下提出一种基于社会网络的智慧旅游框架，并提出了应用云计算为游客的终端设备提供旅游咨询服务。Giacomo Del Chiappa等（2016）分析了智慧景区中信息和知识的传递、共享和转化过程。Xia Wang等（2016）运用FCEM-AHP和IPA方法从旅游者角度测量了智慧旅游吸引力。国外对旅游智能系统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包括旅游目的地智能推荐、基于社会视角的智能旅游系统运用。
智慧旅游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服务，而实现旅游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系统化、集约化的管理变革。本文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输入“智慧旅游”作为主题进行检索，梳理相关文献，国内对智慧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包括智慧旅游概念、内涵及理论体系的讨论（张凌云等，2012；姚国章，2012），智慧旅游系统和模式构建研究 （姚国章，2012；高天明，2012）、区域智慧旅游的发展研究 （王清荣等，2014）涉旅企业和旅游服务的“智慧化”研究 （张凌云，2012）、智慧旅游评价和市场影响分析 （韩玲华等，2014） 、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研究（高燕等，2015）等相关方面。
三、智慧旅游视角下旅游管理人才培养现状
国家旅游局《2014年全国旅游教育培训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招收旅游管理类本科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565所，高职高专1068所，中等职业学校933所；其中，旅游相关专业研究生共招生1736人；本科教育共招生5.3万人；高职高专共招生11.08万人；中职招生12.30万人。我国高校旅游管理类人才已经初步形成了阶梯式培养结构。纵观2015年旅游业发展，我国国内旅游突破40亿人次，出境旅游1.2亿人次，旅游收入过4万亿元人民币。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旅游规划研究中心测算，旅游产业对GDP综合贡献10.3%，中国旅游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10.2%。随着旅游发展进入“高速时代”，旅游类人才需求紧缺，世界旅游理事会调查显示，如果政府和相关企业不采取行动，旅游行业中将有1400万份工作面临风险。
目前，很多旅游管理类院校逐步启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等高等教育专业综合改革工程，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伴随智慧旅游时代到来，智慧旅游人才培养仍显滞后。如何创新智慧旅游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既能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又掌握丰富旅游专业知识的智慧旅游人才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在目前旅游管理基础课程中，仍采用理论讲授为主，实操实训较少，旅游管理信息系统等智慧旅游相关课程未能引入，酒店管理软件、旅行社管理软件、电子商务和旅游管理信息系统软件等在一些高等院校还未引进或充分利用。另外，智慧旅游实践教学环节需加强，需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环节学时数在总学时中的比例，加大智慧旅游实验室建设，实践实训需加强与智慧型企业、智慧景区的对接，“校企合作”、“教、学、做”一体化，促进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提高学生智慧旅游实操技能，切实增强学生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四、智慧旅游对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新要求
经济的发展从产品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迈向体验经济时代，旅游业更注重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以游客互动体验为核心，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入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等旅游要素之中，智慧景区、智慧旅游企业、智慧旅游城市应运而生，智慧旅游成为发展趋势，旅游服务、旅游管理和旅游营销更加智能化，智慧旅游需要智慧型旅游人才支撑，智慧旅游人才不仅要全面掌握旅游管理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还要掌握旅游信息化技能，如图1。旅游管理类高等院校是培养智慧旅游人才重要基地，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模式需要适应智慧旅游发展要求。
（一）跨学科知识培养
一方面，旅游因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具有跨学科研究特征，旅游管理类人才不仅要掌握旅游相关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市场营销等相关交叉课程体系；另一方面，养生旅游、情感旅游、研学旅游、探奇旅游、商务旅游、休闲度假、互联网旅游等“旅游+”衍生的旅游新业态需要旅游管理类人才掌握跨学科知识；智慧旅游使信息技术融入到旅游各要素之中，影响着游客旅游体验，旅游管理类人才除了要具备扎实旅游相关理论，还要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培养
智慧旅游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旅游体验、旅游管理中的应用。智慧旅游的发展需加强旅游管理类人才对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智慧旅游人才应具备以博客、微博、微信、贴吧、论坛/BBS为代表的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数字化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运用能力，借助融合的通信与信息技术和便携的终端上网设备，以游客互动体验为核心，主动感知、甄选旅游相关信息，为游客提供高效旅游信息化服务，提高旅游体验质量和满意度。智慧旅游人才还需要能够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旅游目的地智慧营销，树立“时刻营销”和“智慧营销”理念，通过智慧旅游信息平台开展高效智慧营销，提高客源市场规模。
（三）智慧旅游素质和智慧服务能力培养
智慧旅游背景下旅游管理类人才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使学生具备智慧旅游服务素质，培养能够适应智慧旅游景区、智慧旅行社、智慧酒店、旅游网站等智慧旅游行业及其他相关智慧旅游企业管理与服务的高技能智慧人才。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散客化趋势日益凸显，旅游者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在40亿人次国内游的人群中，自由行人群高达32亿人次；1.2亿人次出境游客中，有2/3的游客选择自由行，自由行都是游客最爱的旅行方式。这要求智慧旅游管理类人才在利用公共资源信息和旅游数据库进行“线上”、“ 线下”服务时应树立智慧旅游服务理念，提高智慧旅游服务能力，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
（四）智慧旅游管理能力培养
智慧旅游要求旅游管理类人才提高智慧旅游管理能力，能够适应智慧旅游行业及相关智慧旅游企业数字化、智慧化管理模式，掌握旅游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及旅游相关行业信息技术，如酒店在线预定管理、旅行社管理软件、景区管理信息系统、旅游交通流量监控等，能够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获取旅游信息数据，完善智慧旅游管理体系、监管系统、旅游投诉管理系统，综合协调分析旅游信息，实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进行有效管理。
五、智慧旅游OPEC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本文创新性构建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模式，如图2所示，通过智慧旅游目标导向培养、智慧旅游人才专业性培养、智慧旅游人才创新性培养、智慧旅游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智慧师资队伍建设、智慧旅游教学方法培养智慧旅游类人才。O――（Objective cultivation）目标导向培养。改革教学与市场脱节现状，以智慧旅游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P――（Professional cultivation）人才专业性培养。培养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旅游专业知识的专业型人才。E――（Entrepreneu
rship and Innovation）创业和创新性培养。注重智慧旅背景下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C――（Social Communication）社会沟通能力培养。旅游管理类专业实践实训加强智慧旅游行业及其他相关智慧旅游企业对接，“校企合作”，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教师要注重引入智慧旅游教学方法提高智慧旅游教学效果。高校应加强智慧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双师结构”，为智慧旅游人才建设提供师资保障。
六、智慧旅游OPEC人才培养提升路径
本文基于智慧旅游OPEC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提升路径，包括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践实训、教学方法需要适应智慧旅游发展。
（一）智慧旅游目标导向培养
以智慧旅游市场需求为目标导向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高校教学和人才培养与市场供应错位现状，树立智慧旅游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目标，结合智慧旅游发展趋势、智慧旅游行业及智慧旅游企业对旅游管理类人才新要求，校企对接，提升学生基础理论素质、实训实践操作技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强化学生对旅游智能导览系统、旅游在线预定与营销、智慧旅游办公系统等智慧旅游信息技术的掌握，培养能够快速适应智慧旅游发展需求的既能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又掌握丰富旅游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二）智慧旅游人才专业性培养
智慧旅游人才专业性培养需要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即优化高校旅游管理类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技术课、专业拓展技能课、学科选修课程等模块，一方面，增设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等相关课程，加强学生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掌握；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旅游管理专业基础课和技能课中不断融入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内容，如景区管理课程融入智慧景区管理内容，旅游市场营销引入数字化新媒体营销内容，旅游规划与开发增加智慧景区打造、智慧旅游交通规划、智慧开发管理等智慧旅游建设内容；另外，拓宽原有课程体系，增设旅游电子商务、在线旅游服务商（OTA）管理等信息技术与智慧旅游相关融合课程。
（三）智慧旅游人才创新性培养
智慧旅游注重旅游业的创新性和科技化，智慧旅游要求智慧旅游人才时刻保持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高校应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创业精神的智慧旅游管理类人才，一方面加强对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通过课程讨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另一方面，开展技能创新大赛和创业大赛，通过智慧旅游管理、智慧旅游服务、智慧旅游营销等智慧旅游环节加大智慧人才创新性培养。使学生毕业后能够主动适应智慧旅游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提高创新综合能力。
（四）智慧旅游人才实践能力培养
智慧旅游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是智慧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环节。一方面，提高专业课程中实践教学环节课时，优化实训教学时间安排，提高实践教学环节学时数在总学中比例，通过实践教学提高智慧旅游人才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加大智慧旅游实验实训室建设，高校可通过多样化渠道争取经费建设集智慧旅游景区、智慧旅行社、智慧酒店、智慧管理与服务等于一体的信息化智慧旅游实训室，利用云技术、人工智能、移动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模拟智慧旅游运营，通过 “线上”、“线下”模拟操作，教师与学生互动，提高智慧旅游人才实践技能；另外，通过“校企合作”提高智慧旅游人才实践能力，高校可以依托院校自身的教育资源与智慧旅游行业相关企业合作，通过合作办学共建智慧旅游人才实践培养基地、校企签订订单式培养等多种合作方式培养智慧旅游人才。
（五）智慧师资队伍建设
智慧旅游人才培养需要智慧师资队伍做保障，“互联网+”、“旅游+”背景下，需要打造一批支撑智慧旅游发展的“双师型”教师队伍。首先，旅游管理类教师要掌握智慧旅游理论知识，并将智慧旅游理念、智慧旅游案例引入课堂教学，实施智慧旅游教学。其次，建设多元化的师资队伍，包括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和熟练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技能型教师，计算机信息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等相关课程可由计算机专业教师担任，旅游电子商务、智慧旅游营销可由具有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教师担任；再次，聘请智慧旅游行业和企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优化智慧旅游“双师结构”；最后，高校应加强对智慧型师资队伍培训，通过国培及省培项目、访学、选派旅游专业教师到智慧旅游企业学习等渠道打造智慧型、复合型教师，提高智慧旅游人才师资支撑力。
旅游人类学范文 篇八
关键词：民族旅游；道主；相关利益者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062-08
一、引言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词最早是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提出的，他们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1]。1984年Freeman给“利益相关者”下的定义为人们广泛接受：“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2]。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进行重新分配，强调管理的社会责任和伦理。由于对旅游发展中对社区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与管理决策、公平分享旅游利益与公平分担旅游负面影响等问题的关注，使得国外旅游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率先将利益相关者引入旅游研究领域[3]。1999年“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出现在世界旅游组织制定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中，表明这一词汇在旅游官方文献中已得到认可[4]。
国内旅游最早引入“利益相关者”概念是在2000年由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持的《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之后，保继刚等[5]对中国旅游规划的发展和历程从利益相关者分析的角度作了审视和划分；张伟、吴必虎[6]尝试使用利益主体理论构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调查分析框架体系。张祖群等[7]以荆州古城为例，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了旅游目的地系统中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冯淑华[8]以江西三百山旅游风景区为研究对象，将旅游开发实践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置于流域体系的框架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协调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措施。黄昆[9]讨论了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含义，提出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为基础的6S景区环境管理模式。高静[10]对旅游目的地网络营销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析， 宋瑞[11]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我国生态旅游发展。
民族村寨旅游是社区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开发过程中更注重当地社区的参与，并且强调大部分利益保留在社区内部。一般地，旅游业的相关利益者包括政府、本地商户、游客、员工、本地居民、竞争者、积极团体和旅游规划师等。而东道主社会各利益相关者应该是当地居民、旅游开发商、政府。然而，在旅游开发中由于开发商和政府的介入，当地居民的利益往往被忽视，造成社区居民对政府、旅游开发商的抵制情绪，严重阻碍社区旅游持续发展。桂林龙脊平安寨是世界闻名的旅游村寨，2007年接待近30万人次的旅游者，其中入境旅游者6万人次，但是矛盾错综复杂。因此，本文结合民族村寨旅游相关利益者理论和旅游人类学理论，尝试对东道主利益相关者参与式管理模式进行探索性研究，以促进民族旅游社区的和谐发展。
二、平安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一）平安寨社区概况
本文研究的区域平安寨，位于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龙脊风景名胜区内，是龙脊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也一个典型的壮族山村社区。全寨共有180户797人，98%为壮族，壮语为其母语，为北壮方言“布也”土语。民族间交际，则使用汉语西南方言。平安寨壮族均为廖姓，据《廖姓族谱》载，廖姓原籍山东泰安，后南迁，经广西河池、全州等县，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迁入现境。平安寨有耕地901亩，水田580亩，属于景区梯田350亩。平安梯田始建于元朝，完工于清初，距今已有650多年历史，最低海拔300米，最高海拔800米。景区内梯田如链如带，如龙似虎，从山脚一直盘绕到山顶，小山如螺，大山如塔，春若层层银带，夏滚道道绿波，秋叠座座金塔，冬似群龙戏水，艺术家誉为，“神妙韵律，优美线条”，集壮丽和秀美于一身，堪称天下一绝。著名景观有的七星伴月、九龙五虎。1988年9月14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为第一批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并被国际知名的旅游指南手册《Lonely Planet》所收录，为国际游客所青睐。
（二）平安旅游发展现状
平安梯田旅游开发始于1993年，龙胜旅游总公司当年出资5万元修建黄洛到平安的石板路。自此至2007年平安旅游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8～1992年。此阶段无接待设施，偶尔有摄影家、画家来平安寨采风，主要是村干部接待，游客很少。
第二阶段是1993～1997年。平安寨共有家庭旅馆4家，最早的为1993年开业的丽晴旅社和美景来旅社。这一阶段，虽然龙胜旅游总公司开始对平安梯田进行开发，但是由于交通问题，其经营重点是在金竹寨，平安梯田景区接待设施简陋，旅游服务项目单一，处于村民自行开发阶段。从1995～1997年，平安寨对进入景区的游客每人收取门票3元，门票收入按人口分配到户。
第三阶段是1998～2000年。以1999年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成立为标志。这一阶段，由于龙脊梯田风景区获得了国家“旅游资源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旅游国债资金，两期共1300万元。扩建了321国道至二龙桥的公路，新修建了二龙桥至平安寨的景区公路和平安停车场，并在平安修建售票处，由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向游客收取门票20元/人，其中门票的20%返还给金竹、平安两寨。据统计，这一阶段共有家庭旅馆22家，床位334个。
第四阶段是2001～2006年。2001年4月1日，龙胜县旅游总公司与桂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双方以4：6的比例共同出资2500万元，组建桂林龙脊温泉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之后双方股东以6：4比例出资800万购回龙脊景区的经营权，龙脊梯田景区进入旅游发展的新阶段。从2001年起，龙脊梯田景区的收票处改至平安寨停车场，2003年门票价格提至30元/人。这一阶段，平安寨的家庭旅馆仍以高速增长，共有65家挂牌的家庭旅馆，床位数在1500左右。
第五阶段是2007年至今。以2007年桂林龙脊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为标志。由于龙脊旅游管理的难度加大，2006年2月28日温泉、龙脊分开经营。经充分酝酿，2007年9月30日龙胜旅游总公司回购422万元，占51％股份，控股新成立的桂林龙脊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这一阶段平安寨的家庭旅馆仍以高速增长，到2007年低共有97家，2515个床位。2008年4月我们在平安调查，还有6家在修建。
三、东道主关系分析及其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构建
（一）东道主利益相关者关系分析
自从旅游开发以来，平安寨受到了游客带来的外界文化影响，村民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旅游开发前那种纯朴的意识，村民以前是为生存而种田，现在是为旅游而种田。随着梯田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旅游经济效益的日益明显，景区内各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特别是景区内利益分配、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等问题未得到较好解决，景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又由于家庭宾馆的无序增加和管理的失效，景区内环境卫生状况呈现开发以来的最差状况；景区内旅游经营的管理的无序状态使旅游竞争行为不当，引发了社区居民与外来投资者之间、社区居民之间、社区居民与旅游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见图1）。
1. 居民与投资商的矛盾
1993龙胜旅游总公司开始对平安梯田的开发，1995-1998年，平安寨对进入景区的游客每人收门票3元，门票收入按人口分配到户。1999年3月县旅游局与平安村签订协议，平安村的旅游门票经营权交给新成立的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这一阶段景区管理机构主要是旅游局，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作为政府直属企业负责景区经营，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向游客收取门票20元/人，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1999年付平安进寨费2万元，2000年2.5万元，2001年3万元。
2001年4月龙脊梯田景区的售票处改至平安寨停车场，由桂林龙脊温泉旅游有限公司收取门票，2002-2004年，连续3年每年15万元进寨费。三年进寨费平均仅占门票总收入的5.8％，与景区旅游资源所带来的实际收益相差其远，平安寨居民对此十分不满。在调查当中，我们了解到这两个群体之间是由于利益分配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事件。2002年“五・一”黄金周，当地居民赶走在景区收取门票的值班人员，自行卖票。最为严重的是2004年“五・一”黄金周事件和2005年3月的“免游牌事件”。
（1）2004年“五・一”黄金周事件
2004年“五・一”黄金周，当地居民赶走在景区收取门票的值班人员，不准卖门票，不准旅游进入景区。经调查，平安村民对公司的意见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司到平安经营已有3年多了，利用平安的梯田景观从事旅游经营所得收入也不少，但是针对平安村民提出的要求公司出资修建村内的基础设施如村内照明路灯，灌溉田用水利设施等问题，一直不予受理，公司留给平安村民的印象是只来平安收获而不帮助平安发展；二是几年来公司的主要领导从来未到平安村与村干、村民代表见面、交流，共同商讨平安村旅游发展及管理方面的问题，给平安村民一种公司领导高高在上，平定村民只有完全围着公司的指挥棒转的感觉，平安村的村干、村民很有看法；三是在平安的一号、二号景点周围被征用土地的村民认为公司没有完全兑现原来承诺的给他们提供一些经营场所的问题，平安停车场下方梯田农耕用水因公司经营而受影响的问题，二号景点公司公厕排污的问题等公司一直没有和平安有关村民协商解决好，平安村民对此意见很大；四是“五・一”节前公司没有与平安村民代表和村干进行必要的沟通，在5月1日就将门票提价到50元／人，并且还执行到公司所属餐厅就餐的团队，门票按30元／人收取，不到公司餐厅就餐而进寨就餐的团队门票按50元／人收取的规定，平安的群众意见纷纷。
（2）2005年3月的“免游牌事件”
2005年3月进寨合同到期没有续签，引起了村民极度不满，导致矛盾再次发生。2005年3月1日起到3月13日，景区不再允许游客进入。景区对外解释关闭的原因是“道路塌方”，其实是另有他情。龙脊梯田位于龙胜县和平乡，二龙桥是进入景区的必经之路。在二龙桥头，竖着一块龙胜交通局的告示牌，上面写着“二龙桥至平安公路，因部分路段路基开裂，禁止任何车辆通行”。可是景区售票处贴有一张通告，上面写“本村与旅游公司原签合同到2005年1月1日止，因公司尚未与本村续签相关协议，暂停接待。凡已购买门票的请到售票处退票，敬请原谅。”落款是“平安村全体村民”，日期是“2005年3月”。据村民反映，因为他们与旅游公司合同问题没有谈好，所以在全体村民一致坚持下，决定于3月1日开始，对此景点进行封锁，直到双方重新达成协议。村民代表廖支书说，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利益分配不公，去年平安景区的游客总量是14万人次以上，与他们签定协议的桂林龙脊温泉股份有限公司所收取的门票是50元/人，可分给村民的只有15万，全村共有170多户近800人，分到村民手上的每年每人不到200元。二是村民认为旅游公司对景观的维护不够，规划不到位，资金投入过少，严重危害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由于管理不当，水源既要灌溉水田，又要旅游消耗，导致人饮、灌溉都有困难。后经双方协议，旅游公司给平安村35万元/年进寨费，村民才同意对景区重新开放，协议签到2005年6月30日为止。这样一来，居民对旅游公司不满，而旅游公司又抱怨居民素质低下，双方互不相让，成为最为尖锐的矛盾。
2005年3月我们采用了访谈和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在平安村发放问卷51份，实际收回问卷51份，有效问卷50份，19.5%居民认为与开发商合作关系非常差，54.3%的居民认为合作关系一般，可以看出，当时居民对开发商不是特别满意，只有26％的居民认为合作关系非常好，说明二者之间还需要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改善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景区健康发展。
（3）利益分配矛盾的暂时缓解
龙脊景区的主要矛盾是公司经营与群众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利益矛盾最突出又反映在门票收入分配上。从1999年开始，开发平安梯田景观的旅游公司从门票收入按一定比例分给平安寨，前期名“进寨费”，后改为“梯田维护费”。在开发初期，群众对门票分配要求不高，随着游客的增多，门票收入的增加，村寨要求门票分成的面越来越宽，群众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到2006年8月止，所有景区协议全部到期（大寨）和超期（平安、龙脊、金竹、黄洛、金江村八个组），小寨、中禄两村也提出门票利益分配要求。经多次协商，公司与平安村梯田维护费达成协议。自2007年起1月1日起至2011年12日31日止，每年度按游客进入平安村门票收入的7%作为梯田维护费支付给平安村。2007年平安村分得梯田维护费73万元。旅游分配矛盾得到暂时缓解。但是作为梯田景区真正的主人，村民只得门票收入的7%是有失公允的，村民的应得利益在现行的分配制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见表1）。
2. 居民与政府的矛盾
1993年以来起龙脊风景名胜区一直由旅游局管理。2002年4月成立了龙脊景区管理处，隶属县旅游局领导，主要管理景区的规划和旅游秩序。2004年8月撤销龙脊景区管理处成立龙脊景区管理办公室，隶属县建设局领导，主要依据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景区进行管理。两个机构成立以来，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级别不高（股级），赋予的职权有限，难以有效行使对整个景区的管理职能，景区的建设秩序、旅游秩序无法走向规范。2007年8月成立龙脊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正科级建制，隶属于县人民政府管理。目前全局有9位工作人员，但是，由于工作经费得不到保障，管理工作无法开展。
居民对政府权威的矛盾态度是阻碍旅游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我们在访谈时向居民谈论他们对政府的态度，绝大部分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大的支持。从2005年3月的调查数据看，8％居民对政府非常不满意，56％的居民认为政府对他们村寨支持一般，36％的居民对政府较为满意。居民认为1999年3月平安村的旅游门票经营权交给新成立的龙脊景区建设开发总公司经营，县旅游局与平安村是签订了协议。2001年4月1日新组建桂林龙脊温泉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800万购回龙脊景区的经营权，是在平安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也没有任何协议。
2004年“五・一”黄金周事件，平安村民对政府的意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景区景点详规迟迟未出台，平安村民因发展而需新建房屋及旅游经营设施无法可依，向政府提出的建房申请上报多日，政府至今尚未批准；二是平安村为了平衡一号和二号景点所涉及区域群众收入相差悬殊的问题，强烈要求开挖平安风雨桥头至龙脊宾馆的景区内道路，政府迟迟不批准，平安村民意见大。2005年3月25日，平安村那些在前段时间的“免游牌”事件中起带头作用的村民被县公安局带走。一时间，平安村又闹得沸沸扬扬。对此，村民反映非常强烈。据悉，政府在出面“调解”平安村“免游牌”事件的同时，也派去了大量的警力。同时也激化了居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3. 村寨与村寨的矛盾
村寨与村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平安村与黄洛瑶寨两个寨子之间。黄洛瑶寨、中禄瑶寨的居民经常到平安村停车场处尾随游客兜售旅游纪念品，或是到平安梯田一号景点梳头唱歌，平安寨居民认为他们抢了自己的生意，对瑶寨的居民很反感，曾经不准他们进寨；虽然多次劝说，黄洛寨居民不听，反而针锋相对，不准平安村的居民下山，甚至在上山路上设障碍不准旅游车辆通行，由此引起了两寨之间的冲突。后经协商，黄洛瑶的居民只能在本村兜售旅游纪念品，不能到平安村的地盘做生意，这样矛盾才得以缓解。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黄洛、中禄瑶寨的居民看着平安村的旅游红火，违规现象时有发生，矛盾再次激化的因素依然存在。
在问卷调查同周边村寨如黄洛红瑶村寨合作关系上，46.2％的居民认为没有合作，34.6％的认为合作关系一般。在是否同意别的村寨居民到贵村来出售商品的态度调查方面，反对的为80.4％，同意的是15.7％，而无所谓的有3.91％。答无所谓的和同意的人，多是对旅游的参与程度较浅或是未参与旅游，未经历与外来村民的竞争，再加上一些村寨间的亲缘关系，因而表现出无所谓和同意的态度。
4. 村寨内居民之间的矛盾
村寨内居民与居民矛盾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从事社区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与未从事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一是从事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旅游开发后，村民的商品意识增强；由于游客以及外来投资者的介入，原本简单的邻里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开始更多的存有戒备心理。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村民来往与个人经济利益有了更多的联系，有一些人联合起来经营旅游，关系更加密切；二是村民之间为了争夺客源发生口角，影响了邻里关系。有的居民在旅游刚开发时没有参与进来，得不到旅游公司的分红，对得到利益的其他村民心存不满，而梯田是所有村民的公共资源。参与者已经对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获得了利益，而旅游所造成的垃圾、践踏田地、灌溉水源等外部成本则强加于未参与者。这是一种缺乏公平性的经营行为，理应通过一些措施来保障未参与者的应有利益，保证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家庭旅馆业主之间由于竞争时而也引起一些矛盾，既增加行业的风险，也隐伏社区的居民关系潜在隐患。这种潜在的隐患将使得群体之间矛盾加深，对景区各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响，旅游业的整体形象遭到破坏，社区建设发展也会陷入危机。
5. 家庭旅馆承包者与寨内家庭旅馆经营者之间的矛盾
由于村寨内居民的农家旅馆大多是贷款修建，加上无经营经验，一些农家旅馆对外实行承包。一些是农户出地基，外来投资者出资金修建，由投资者经营。外来投资者由资金、有经营经验，掌握有游客的信息，他们经营的农家旅馆客人多，收益好。与寨内家庭旅馆经营者争夺游客。
从以上分析得知，东道主之间存在多方矛盾：平安寨社区居民与外来投资者的矛盾，在于利益的分配上，是核心的主要矛盾；社区居民与政府管理部门的矛盾，其核心在于对景区竞争监管失效，致使居民对管理部门的普遍不信任；平安寨社区与其他相邻旅游社区的矛盾，主要在于其他社区能否在平安寨旅游发展中直接获益；社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对游客的争夺上。上述矛盾的核心在于利益分配问题，而利益分配问题的焦点在于村寨社区居民的利益分配问题上。
（二）东道主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构建
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客关系主要是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东道主有狭义和广义的之分，狭义的东道主既是当地居民，广义的东道主包括当地居民、当地投资者、当地政府。这里，我们采用广义的概念。我们知道，民族村寨旅游实质上是以民族村寨社区内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地上物、民俗风情、农耕文化为核心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因此，社区及其居民凭借地方农耕文化知识和技能专用性资产，且作为社区核心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主体，理所当然的应参与社区旅游的发展决策和收益分配，获得适当的社区生态旅游经济体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及其居民是最关键的利益主体，是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发展能否实现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而非政府政令下的被支配者或旅游发展的边缘化群体。
构建旅东道主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是民族村寨实施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基础性工作。1996年Jane Robson和Ian Robson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原理，提出了旅游经营商所涉及的12类利益相关者[12]。1999年索特(Sautter)和莱森(1eisen)两人在前人的利益主体谱系图的基础上，绘制了一幅旅游业利益主体图[11]。针对Jane Robson和Ian Robson，Sautter和1eisen所设计的旅游业利益主体图，笔者一方面结合平安寨旅游社区的实际情况，另一方吸收夏赞才设定的利益性质、关系程度和影响力三个基本的定性因素[13]，构建了如下旅东道主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
1.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村寨居民与投资商
民族村寨社区利益主体是村寨居民。村寨居民有四种身份，即地方主人、旅游资源、人力资源和旅游产品。第一，村寨居民是梯田旅游景观的拥有者，是旅游社区的主人，是社区旅游发展的最终受益人，在旅游开发中应当参与管理和参与利益分配；第二，村寨居民是壮族文化的载体，是一种有较强吸引力的旅游资源；第三，村寨居民是社区旅游就业中的主力军，是旅游发展中主要的人力资源；第四，村寨居民是壮族文化旅游产品系统中“活的”部分，影响着村寨旅游社区的产品形象。
平安梯田景区投资商―桂林龙脊旅游有限公司是经政府授权开发平梯田旅游的法人单位，主要为游客提供旅游所需的食、住、行、游、购、娱各大门类的旅游产品，其投资行为是以景区经营的盈利为目的。
2. 战略层利益相关者
龙脊风景名胜区的政府管理部门包括旅游局、龙脊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和平乡政府，对景区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各方关系，监督管理旅游市场秩序，不参与经营，不参与利益分配，承担交通设施、旅游信息系统设施和安全设施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目前，由于政府部门管理不力，工作效率较低，社区居民对其行为产生不信任感，滞后于旅游发展的需要。
其他战略层利益相关者包括邻村寨居民和家庭旅馆承包者，他们与平安寨居民争夺游客，争夺市场，构成了与平安寨居民的竞争关系。
四、东道主相关利益者管理机制――股份合作制参与式管理
利益相关者管理是近10多年来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管理方式最基本的不同在于，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出发和利益相关者的长远利益出发，系统地考虑到利益相关者行为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利益，并对传统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强化其道德内涵。
目前，政府和桂林龙脊旅游有限公司对平安景区乃至整个龙脊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是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像管理公司员工一样管理民族村寨居民与其他相关利益者，收效甚微，整个景区基本上处于一个失控状态。对于公众参与性强的社区旅游项目，实施参与式管理是一种最理想的模式，其实现的途经就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即股份合作制参与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不同于原来传统的垄断管理方式，是在外来旅游开发商进行一定资金启动下，根据原有的管理经验，采取超越原有管理方法，设计和构造一套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型管理方法。它侧重于人的参与管理，目的是让所有旅游资源的使用者参与管理，核心内容是“村寨居民参与管理”，这种管理是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出现的一次重大变革。
这种模式具体的实施步骤为：①首先要对旅游资源进行产权界定和价值评估，将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为国家产权、集体产权、村民小组产权、村寨居民个人产权4种产权主体，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把梯田景观和文化旅游资源转化成股本，收益按股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进行股份合作制经营；②企业通过公积金的积累扩大再生产，并保护与恢复梯田生态，承担相应旅游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工作。通过公益金的形式投入到村寨的公益事业(如导游培训、村寨旅游管理)，以及维持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的运行等；③通过股金分红支付股东的股利分配。
通过股份合作制参与式管理模式的实施，国家、集体和个人可在村寨旅游开发中按照自己的股份获得相应的收益，实现社区参与的深层次转变。通过这种模式可以解决景区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及景区各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实现的问题，才能造就和谐的民族旅游新村。
五、结论
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发展目前正面临着许多问题，积极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对各类不同的村寨来说都是十分迫切的。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东道主利益相关者矛盾的核心在于利益分配问题，而核心层利益相关者是村寨居民与投资商。村寨居民既是地方主人，又是壮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投资商不能进行掠夺式的霸权开发，必须让路与民，最佳的途经就是实行东道主利益相关者股份合作制参与管理模式，这是实现民族村寨和谐发展的途径之一，也是笔者试图解决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所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设想，还有很多问题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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