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散文（最新3篇）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都积累了属于自己的读书感悟，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现在你是否对读后感一筹莫展呢？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下面是美丽的编辑给家人们找到的贾平凹散文（最新3篇），欢迎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贾平凹散文 篇一

一

贾平凹是一位具有独特创作个性和审美个性的多产作家，在当今文坛上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贾平凹及其创作的特异性，始终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进行着锲而不舍的艺术探询。他说：“穿过云层都是阳光。文学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不同的是追求这种最高境界的方式、路径各不相同。”在艺术的创造上，他选择文学意象的建构作为切入点，为人们奉献出一个独特的审美艺术世界。

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是和其独树一帜的语言艺术追求分不开的。贾平凹对语言艺术的追求近乎苛刻，他认为写作上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魅力靠语言来表现。贾平凹从自己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趣味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文学符号。

商洛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地接陕鄂豫，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由于商洛地形地貌结构复杂，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环境，所以很好地保留了一些方言特征。同时，商洛市又是一个移民聚集的地区，人杂南北十数省。清初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广填陕南”的移民运动，大量的鄂东北、皖西南地区的江南人移居于此，这些江南人所持的语言被称作“下湖话”。这样颇具江淮官话特色的下湖话和商洛当地的本土话之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两种方言长期共存近三百年时间。加上商洛地处秦头楚尾，处于南北文化的过渡带，西北文化、荆楚文化、江南文化在这里融汇，文化形态异常丰富。商洛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土人情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构成了五彩斑斓的生活画面，它们和商洛方言相映成趣，构成了商洛独特的地方文化。因此，商洛的方言异常复杂，地域文化丰富多样。贾平凹就生于斯，长于斯，一直在家乡商洛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的家乡生活使贾平凹对商洛方言民俗了如指掌、耳熟能详，加上他个人的天分和孜孜不倦地吸收、开掘与创新，使商洛方言焕发出勃勃生机，开出了一朵艳丽的奇葩。

二

新时期以来，方言创作成为一种倍受青睐的小说创作形式，许多作家采用了这种创作方式，并且在创作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作家除了贾平凹之外，还有韩少功、莫言、张炜等。由此可见，在新时期用方言写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外因素的。

大约从《鸡窝洼的人家》开始，贾平凹渐渐开始摆脱他后来十分憎恶的学生腔而注意铸造自己的语言，这种铸造的途径之一就是使自己的语言土一点儿，他开始认识到方言土语的价值。他在自己的艺术领地辛勤地耕耘，向民间土语学习，收集整理散落在民间而保留至今的方言古语词。例如：

①我只说一巴掌能把他扇灵醒哩，可还糊涂呀，竟然还向你投诉。（《高兴》）

②他真的就吃了，梗了脖子，红着眼坐在那里发瓷。（《高兴》）

③进村口的时候，有孝子在路边烧纸，天空里可能有鬼，我们怀疑鬼在日弄我们，在村里转来转去打听不出韩大宝到底住在哪儿。（《高兴》）

④城里人醒不开咱的话哩，咱也说官话——你长得美哩，大美人。（《高老庄》）

⑤回头见了麻子，忙噤了口，面朝街墙再不言传，遂一溜烟跑去。（《浮躁》）

例①中的“灵醒”是明白的意思，例②中“瓷”的意思是发呆，例③中的“日弄”属于商洛方言中的“日头词”。在商洛方言中，“日”是个很活跃的构词词缀，如：日弄、日鬼、日能、日捣等。例④中的“醒”是明白、理解的意思，现代汉语有词语“醒悟”，其中的“醒”便是此义。例⑤中的“言传”是说话的意思。

除了上述几例外，贾平凹的作品中还有许多商洛方言词汇，如：拿作（刁难）、受活（舒服）、害娃（怀孕）、碎仔（小孩子）、口寡（口味淡），等等。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古语词，听起来很土，但是经过作者的挖掘调度、刮垢磨光，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于是这些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已经消亡的词义在贾平凹的笔下得到了复活，并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享受。读者既可感受其中的古雅与文明，又可体味其中的质感和鲜活。贾平凹非常重视语言的新奇，甚至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为此他尝试运用“陌生化语言”的表达技巧追求新奇美趣的效果。贾平凹在小说中有意打破一些常规、习惯性的语言表达模式，力求新鲜、真切、活泼、灵动的陌生化语言，使小说中的绘事状物更加传神。例如：

⑥满院子的月光是银银的、玉玉的。（《月迹》）

⑦这家老婆婆，穿得臃臃肿肿。（《冬景》）

以上两例中，例⑥中的“银”和“玉”在这里不是指名词“银子”、“玉石”，而是指像“银子”和“玉石”那般的“洁白”特质。例⑦中“臃肿”是状态形容词，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是不能重叠成“臃臃肿肿”的，但是贾平凹却能打破成规，超常式重叠成“臃臃肿肿”，形象表达出了人物衣着的状态，在臃肿的状态下却又显得柔和。

在贾平凹看来，古典汉语与方言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商洛方言的情有独钟与他浓厚的乡土情结是分不开的。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们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的象征——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拆散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故乡与家园。从现代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到茅盾、沈从文、废名、汪曾祺、孙犁、贾平凹，都对养育自己的故乡饱含着无限的深情与向往。那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始终被他们痴情地关注着。作为山地的儿子，贾平凹尽管寓居都市多年，仍时常称自己是个“乡下人”，都市的喧嚣与堕落使他厌倦，令他痛苦。在都市中，他只能深情地关注、回望着故乡，感受着乡土的亲切与温馨。对乡土的无限眷恋情结使作家在小说中深情歌颂着故乡的山地，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出对故乡商洛滚烫的赤子情怀，乡人、乡土、乡情深深地烙在了作家心中。1997年，作家回到了故乡棣花街。回到故乡的怀抱，心情十分愉快，连醉酒后的故乡人称呼“哥哥”的发音，在他听来都别具韵味，像是一窝热闹的鸟叫声。乡音、乡土、乡人在贾平凹的笔下构成一个诗意的家园，它是中国知识分子藏在心底的一个诗意栖所，满载着他对故乡的无限眷恋。正是故乡浓厚的人文气息孕育了贾平凹这样一位艺术成就颇高的作家，故乡是他创作的根据地，所以他怎能忘记故乡的方言呢？他对故乡怀着一颗感恩、敬畏的心，用他亲切、熟悉的商洛方言为故乡树起了一座座丰碑。

三

贾平凹的文学语言价值观，不但使商洛方言的词汇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发展，也使他在新时期文学语言的创作和发展上享有一定的地位。“贾平凹这样大规模地使用方言或古语，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策略，也不仅仅是一种语体修辞，而实际上关系到现代母语建设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的历史进程问题。”他对商洛方言的重视与实验不仅是一种修辞策略，也是对现代母语的建设进行着大胆的探索。

汉语方言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方言的话语，除了传达交际信息，往往还折射出方言区人们的性情喜好、言谈举止和乡土人情，而这种独特的情趣恰恰是文学意境所珍视的。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实体，被作家经过审美过滤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它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更新，同时也是一种叙述方式的更新。用普通话去写作，使我们日益远离了与故乡息息相关的方言和乡土人情。因此，可以说方言能拯救被普通话淹没的个人写作经验。方言在现实生活中正在磨损，而在文学作品中，它却因能唤起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别具艺术欣赏力与感染力。贾平凹自称对普通话不感兴趣，自己也讲不来普通话，他对方言的看重以及围绕它所进行的写作经验不仅仅是修辞层面的借用，而是赋予方言一种生活、文化与生命的方式与权利。“因为每种语言的产生，都与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哲学、文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把语言一换，就把语言中的那些内涵都弄丢了，只能附到别的民族、别的语言上去。”可见，贾平凹主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将是以方言为源头活水的资源存在为前提的，更是以人们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为基础的。

转贴于

新时期作家开始尝试运用方言进行创作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都在创作中运用了方言词汇和一些特殊的句法，从而产生了一大批方言作品。而且，新时期小说运用方言创作还显示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这些都与新时期作家的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当代许多作家都来自方言区，他们从小就接受了方言文化的影响，耳濡目染，对母语方言有着很深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接受了普通话的训练，但是方言却有着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在方言的生动和灵活以及复杂丰富之中，他们深感普通话写作的局限性。尽管普通话已经成为全民交际的语言、工作的语言、教学的语言以及宣传的语言，它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以及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使汉语最终走向世界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汉语本身却拥有最大的话语霸权，它的强力渗透剥夺了各色生动方言的存在和使用权。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其语言的运用和效果具有特殊性，文学语言在反映和表达人类生活方面具有巨大的审美张力。因此说，普通话这种带有整合性质的话语霸权的存在，是不能充分表达人类具有的审美思想的，而方言对文学的介入，却给文学创作增添了别样的韵味和独特的风景。方言是共同语的地域变体，它具有通俗自然、生动活泼的特点，它直接存在于某一区域的人们口头中。文学创作中的方言，实际上是作家的一种独创，这与他们创作的动机和对社会、生活、文化的思考紧密相关，方言在建构作家各自文学世界的过程中被改造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也是作家对方言生命加以认同。

贾平凹散文 篇二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陈忠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www.haozuowen.net←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陈忠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陈忠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陈忠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陈忠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陈忠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陈忠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风骚。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贾平凹散文 篇三

“燃一炷香，敬在佛前；再燃一炷香，敬在父母遗像前；然后出去吃了碗羊肉泡馍。”这是贾平凹在得知《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做的事，谈到获奖感言，他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茅盾文学奖对于贾平凹的意义非同一般。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实都先后获奖，贾平凹一直呼声很高，但是此前，他的几部作品诸如《高老庄》、《怀念狼》等相继落选，以至于有朋友以“我国著名茅盾文学奖落选者”来戏称他。

尽管“习惯性落选”，贾平凹仍然笔耕不辍，一部又一部长篇接连面世。“我有我的文学信念，文学对于我有着近似宗教的神圣感。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时遇到了桥，是口渴时遇到了泉，但是路还很远，你仍然要往前走。”

贾平凹回忆当时写《秦腔》的经历时说，开工之前先烧了炷香，“这本书动用了我故乡最后一份资源――棣花镇。在写作过程中的很多上一辈人，现在都去世了，一旦写起来，记忆起那些人，那些人就开始活了，好像在眼前出现一样。所以我就烧了香，烟一直冲到屋顶上，直直一条线。”

“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

贾平凹说自己是个农民，即便是进了城，也是城里的“农民”，即便是写作，也正如农民种地。而正是凭着“农民种地”般的勤劳与坚持，贾平凹在三十余载创作生涯中，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及文论，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也留下了台湾女作家三毛那句著名的话：“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雪芹，一位是张爱玲，一位则是贾平凹。”

而他的作品也始终坚守着他的乡村情结。30年间海内外出版的贾氏作品约有160多种版本，长篇小说13部，大多都触及 “三农”问题，而与现在写农民工作品大多概念化、程式化、不太真实不同的是，贾平凹还是要求自己写熟悉的生活，做到“不走眼”。

工作中的贾平凹难免执著，但是生活中的他却懂得“放下”。近日，贾平凹的“御用评论家”孙见喜出了一本新书《危崖上的贾平凹》，书中爆出了贾平凹的婚变内幕。

原来贾平凹与前妻韩俊芳离婚竟是因为韩俊芳怀疑贾平凹有“第三者”，这位“第三者”夏女士曾在一部由贾平凹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中饰演角色，两人经常对剧本中的问题进行探讨。一来二往，这种互相欣赏被韩俊芳发现，韩俊芳无法忍受丈夫的“精神出轨”，决意要离婚。但贾平凹坚持认为他与夏女士只是纯粹的同志关系。问及夏女士究竟有多么好，贾平凹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夏女士善解人意、大方、潇洒、气质好，又尊重他，能谈得来……夫妻二人因是否有“第三者”问题足足闹了八个月，最终以离婚收场。

离婚后，贾平凹好几次生病住进了医院，护士郭梅走进了他的生活。郭梅身高1.75米，比贾平凹整整高了10厘米，她曾经还是非常出色的模特。当时44岁的贾平凹最终与郭梅牵手走上了红地毯，婚后，还喜得千金。

“还要再拼十年”